寂静回声 发表于 2018-5-4 14:19:00

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东台境内徐、蔡两姓大族,因田产纠纷引发的官司不断发酵,进而演变成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事情的发展不仅超出了双方事主事先的想象,就连督、抚、府、县官员都为之惊魂,最终演变成乾隆年间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案。
说起徐家,那可是东台县的大户人家,诗书传家,资本雄厚,在乡里是极有名望的。徐述夔自小就聪敏好学,17岁参加童试,并以出色的才情连闯县试、府试、院试三关,成为一名秀才,今年才33岁,又中了举人,让这个本来就富足的家庭,更增添了几分荣耀。而让年轻的徐述夔喜形于色的还有另一件事,这次跟他一起中举的还有66岁,天下闻名的大诗人——苏州沈德潜,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已经约好了,明年一起参加会试。在徐述夔看来,凭自己的满腹经纶,来年会试中个进士,求取一官半职,从此前程似锦是唾手可得的,而且跟这位22岁就应举,整整考了16次才中举的沈德潜相比,自己无疑是极幸运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徐家喜庆的气氛还未完全散去,便从京城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原来,按照清朝科场条例,凡是中举的文章,各省都要送到北京,由礼部官员“磨勘”,那年的试题是“君使臣以礼”,徐述夔文章里的“礼者,君所自尽者也”一句中的“自尽”两字,被礼部官员认为“不敬”。于是取消了徐述夔参加会试的资格,并且永不录用。乾隆三年,成了徐述夔最为得意也最为失意的一年。心灰意冷的徐述夔从此呆在自己修建的读书楼——一柱楼里,著书吟诗度日,写下了《一柱楼编年诗》、《一柱楼小题诗》、《一柱楼和陶诗》、《五色石传奇》、《八洞天》等十多种诗文和小说。乾隆二十七年,徐述夔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世。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也想把父亲的诗文刊印出来,告慰亡父。他请父亲的学生徐首发、沈成濯帮忙校对,把父亲的三本诗集和《学庸讲义》先刊刻出来了,这本来是件既风雅又有孝心的事情。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曾经以2400两白银的价格,从蔡家人手里买了一大片田,本来自愿买卖两厢情愿,但当时的人家族观念比较强,对田产看的也比较重,一块原本属于自己的田,现在主人换成了别人,总归心里不舒服,徐、蔡两家的嫌隙也由此而生。没过几年,徐怀祖死了,他两个儿子徐食田、徐食书掌了家,蔡嘉树看徐家两个儿子年纪轻轻,又没有势力依靠,觉得机会来了,他找中间人过去传话,希望能赎回自家田产,本来,这也无可厚非,但蔡嘉树贪便宜不肯以原价赎回,只肯出一个极低的价钱,徐氏兄弟当然不同意。蔡嘉树恼羞成怒,就想找个事情触触徐家霉头。
说来也巧,就在蔡嘉树冥思苦想要怎样对付徐家时,蔡嘉树家中有位总管是如皋县人,叫童志璘,原籍泰州,早年曾想入泰州学,徐述夔说童出身军家子。童志璘对此衔恨多年,童给他出了个好主意。说徐家私自刊刻的《一柱楼小题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为“非常悖逆之词”。让蔡嘉树去县衙告发徐家藏有禁书。不等蔡嘉树先告状,早有防备的徐家兄弟就在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日抱书赴县呈首。等到蔡嘉树四月初九也赴县检举,已是棋慢一着。蔡嘉树告发“逆书”,东台县不敢大意,立时上报,将诗文呈解到负责集中苏北各州县查缴禁书的江宁书局,东台县送来的“逆书”,没有在书中标注到底何处有查禁内容,江宁书局委员保定纬便按例把书退回东台县,要求标注后再送书局。蔡嘉树得知禁书被发回东台县,以为徐家贿赂了各级官员帮忙遮掩,心一横就写上状纸,去到江宁布政使衙门,把东台县衙、江宁书局一起给告了。江苏布政使陶易的幕僚陆琰为人正直,了解情况后知道蔡是挟私诬告,因此批示驳斥:“书版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书自当交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又在发往扬州府的牌文上写到“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然后,把案子发到扬州府审理了。扬州知府谢启昆收到牌文,不敢怠慢,立刻让东台县衙把一干人犯押解到扬州审查,其时,这个案件还只是在江苏省内审理,并被当成一件民事案件处理。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恰好从金坛来到了扬州,这个消息被关在扬州大狱的蔡嘉树的儿子蔡瑚和童志璘知道了。这两人看着原本以为很容易告倒徐家的案子,久悬不决,有点坐不住了,他们想着学政应该也能管这个事情,只要能把徐家告倒了,各条路都应该试试。于是,童志璘想尽办法打听到刘墉的地址,立刻飞奔而去,向刘墉呈书两本:徐述夔诗集一册以及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
作为乾隆安插在江南的耳目,刘墉的政治敏感那是相当强,而且又极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邀功请赏,他知道乾隆一直为官员收缴禁书不力恼火,这正好给皇帝一个把柄。于是,他一方面马上将此事移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处理。另一方面,立刻撰写密折,着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师。八月二十七日,乾隆看到了刘墉的奏折和《一柱楼诗》,大为震怒,什么“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什么“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什么“夺朱非正色,胡乃亦称王”,什么“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这些不是反诗是什么?引得乾隆雷霆震怒,徐家满门遭祸,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虽然已病故,也没能逃脱惩罚被剖棺戮尸,枭首示众。为诗集校对、作跋的故交都因这些作品而惨遭灭顶之灾;生前深受乾隆荣宠的沈德潜,因为曾替徐述夔作传,作墓志铭,多溢美之辞,被革去官职谥典,毁去御赐祭碑文,撤去乡贤祠内牌位;甚至江苏上至布政使、知府,下至知县、盐场大使等一干官员,也受到牵连,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革职的革职。此案死者戮尸,生者斩首,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案件牵涉之广,震惊天下。
其实,乾隆在《一柱楼诗》案上如此大做文章,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查办禁书一直是乾隆爷的心腹大患,可是虽然三令五申,但三年以来,各省,尤其是江浙两省仍成绩平平。乾隆皇帝认为,原因在于查办禁书的谕旨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梗阻”,而这些“梗阻”就是地方各级官吏。徐氏一案发生在江苏,又抓到了县书吏的罪证,上至布政使玩视查办禁书,以至包庇藏禁书者的一些罪证,可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所以乾隆要迫不及待地将之定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声势,使查禁书运动得以全面开展起来。倒霉的徐家人正好撞在枪口上了。这起规模巨大的文字狱,直至嘉庆年间,才被平反。嘉庆帝认为,“徐述夔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要求刑部加以改正。历史至此再没有发生文字狱现象。
《一柱楼诗集》案的有关资料最早见于《清宫档案》, 解放后编入《清代文宇狱档》一书。在一些若名的经典性的历史著作中,对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评述,如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人史纲》中把《一柱楼诗集》案放在“最著名的文字狱”之列,作重点介绍。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的扛鼎之作《中华二千年史》中对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作了专项评说。复旦大学教授胡奇光先生所著的《中国文祸史》第五章第九节的标题就是“徐述夔与‘明’‘清’文字腥风”,该书用2400多字的篇幅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该案的始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谢荃霖、万芳珍所著的《三千年文祸》一书将《一柱楼诗集》案列为乾隆文字狱“显示进程的六件大案”,“堪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的典型。”辽宁大学教授孙文良、张杰、郑川水三位先生合著的《乾隆皇帝大传》以“莫须有之罪”一节介绍了《一柱楼诗集》案。吉林大学教授王戎笙先生编的《清代全史》第四卷以两页的篇幅介绍了该案。当代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之一《辞海》对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设专条介绍。
总之,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风雨同行 发表于 2018-5-4 16:29:02

刘墉虽然是个清官,但也做些在当时随波逐流的事,这事做的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心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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