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规》的传播对象本来是成年人，而不是儿童
只要微博上随便一搜，就会发现无数的学校和企业在读《弟子规》，把它当作中国古代“蒙学经典”。《弟子规》诞生于清代，而做清代文献研究的黄晓丹老师，接触了大量清代的诗文集、传记和家谱，却从来没看到过哪里提到《弟子规》。她问及研究民国文献的朋友、读过大量现代学者的回忆录和传记的朋友，发现他们也都从未见过《弟子规》。那么，这个据说是“传统蒙学经典”的《弟子规》到底为什么避开了我们的视野呢？《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山西绛州的一位秀才，因为没有中举，也没有其他学术上或者政治上的成就，所以同时代人对于他的记录很少。台湾师范大学的刘雅苓同学在她的硕士论文里比对了各家的观点，大致确定李毓秀生于顺治四年（1647）、卒于雍正七年（1729）。东北师范大学的周明杰同学在他的硕士论文里罗列了大陆馆藏的《弟子规》的十二个版本，其中最早的一个刊刻于咸丰六年（1856），而刘雅苓同学在台湾收集到了四个版本，最早的一个刊刻于同治五年（1866）。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弟子规》在作者死后一百多年才被人们注意到；第二，《弟子规》的出版其实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近代的事。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纪年图，会发现李毓秀生活的年代和《弟子规》的出版物能在市面上找到的年代，都处于中国古代史的最尾端，所以宣传中说“古代出现了那么多贤人君子，写下那么多唐诗宋词，都是因为古人从小读《弟子规》”这是不合适的。
另外一件我觉得奇怪的事情是，不管台湾还是大陆，所有人要证明《弟子规》曾经很流行，就引用这句话“《弟子规》编成后，因其通俗易懂，易于背诵，甚为普及，清代末年有的地方官府还将其定为私塾、义学的必读教材，甚至作为‘劝善’书籍，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使其广为流传”。事实上这句话的源头是1974年3月，发表在《天津师院学报》上的《<弟子规>宣扬了什么》。作为批判文章，“广为流传”的说法有夸大和臆测的嫌疑，但是其中说“在祠堂、茶馆、书馆中进行宣讲”大概是有根据的。我在《四库大系系列数据库》9153种书里，检索《弟子规》，只找到两条文献。说明它真的没有很广为流传。但检出的一条文献说：“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清史稿·劳乃宣传》）。
这两条文献对照，告诉我们，《弟子规》在最初的使用环境是祠堂、茶馆、书馆，使用对象是干完农活的成年人。这又解释了我的两个疑惑：第一，为什么我看过的所有清代诗人的自传都说自己是从论语、诗经、唐诗开蒙的，因为《弟子规》的适用范围是社会下层；第二，为什么《弟子规》里面对儿童的童真童趣没有一点欣赏的意味，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专门写给儿童的。
我们再回到《清史稿》去看劳乃宣使用《弟子规》的效果，就会发现，他遇到的问题是原先那些成年农民不识字也看不懂政府的法令，经常干些违法的事，学了弟子规之后，能读一些法令了，不违法了。那我就要问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拿一本近代才被注意到的，主要用于向那些被剥夺了更高发展要求的农民劝善的行为规范，来作为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依据呢？李白杜甫没有读过它、清代的知识阶层也不读它，它在今天是不是被捧到了太高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以“弟子规”和“三字经”分别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的结果。从1956-2000年之间几乎没有人提到弟子规，但从2004年开始，它就飞速上涨，到2008年曝光率超过“三字经”。2004年之后的十年间，“三字经”的使用率膨胀了2.4倍，而“弟子规”的使用率膨胀了70倍。它在文献数据库中的检出率对应着它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在最近十年里，远远超出《三字经》和《论语》。台湾的情况也差不多，台湾师范大学的刘雅苓就说，《弟子规》研究，是到民国八十八年（2000年）才得到重视。
来来来，还是加入我大墨家吧 所谓的“传统美德”嘛，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仁义道德家”们的人伦纲常，“帝王们”的意识形态工具。
这种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骨子里缺乏格物致知“求真理”的精神。
我读弟子规是在我有小孩以后，我觉得弟子规的内容还是比较中肯的，而且多数内容非常实用，如“非圣书 屏勿视 蔽聪明 坏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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