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 发表于 2021-7-31 17:00:56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

读书 |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2020-04-06 19:59
https://www.sohu.com/a/385934101_556519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406/cef026c10302476db3cccc7eee6f57dd.jpeg 《国家的视角》作者是詹姆斯-斯科特,他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人类学的书往往比较有意思,这个学科主要是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么它就不可避免的要综合运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信息量特别大,而且人类学的研究都比较重视田野调查,所以这些书不光有理论,还有大量的实际案例,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比如这本《国家的视角》,有500多页,是部大书,但内容比较有趣,并不难读。
此书主要想讨论的问题用副标题解释的很清楚: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书中主要章节是分析近现代发生的一些案例,比如普鲁士的“科学林”,前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运动等。这些人类活动的出发点都是想促进发展或增进福利,但最后都失败了,甚至成为人道主义的灾难。斯科特认为,要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就要研究“国家”到底是怎么看问题、做事情的。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斯科特回到了国家刚出现的时候。回到现场,你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才能随着国家的视角去看问题。这部分内容是此书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国家的视角是简单化、一致化
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政治学的终极问题,没有定论,斯科特并没有在书里做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只是观察和解释实际发生的现象。他发现古代的国王们总是对四处流动的人群充满敌意,比如欧洲的吉普赛人,中国古代的商人,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到处跑我不好管理啊。可我们再想,国家为什么非得管理人民呢,又费钱又费力的,被管的人还不见得乐意。中国的先民就有歌唱自由生活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资源,国家要汇聚更多的资源,去做更大的事,比如盖宫殿、修水利、养军队,等等。这些事情是不是需要做应该做,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自由放任的主张就认为这都是瞎操心,你看人家先民唱着《击壤歌》多开心!但还有一个可能,这位先民能够开心的唱歌劳作,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给了他安全保障。这个就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了。
所谓汇聚资源,说白了就是收税,从古代国家的视角看,它最希望人们都固定在土地上,这样才好收税。商人确实挣了很多钱,可是以古代的管理技术和管理能力,无法监控到商人的收入,你挣再多的钱我也收不上税来,而且还给其他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树立了坏榜样,所以农业帝国对商人一向没有好感。农民是古代最受欢迎的统治对象,麦子和水稻简直天然就是为国王收税而发明的,从播种到收获,麦子水稻一直在田里面支棱着,今年你种了多少、收成如何,一目了然,大致一匡算,今年这一户的征收额度就出来了。你也不能提前收割,那么大的田地你也藏不住,所以农业税对古代国家很重要,这符合它的技术和能力。
上面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想到,但你能想到姓的普及也跟国家收税有关吗?书里介绍,欧洲人直到15世纪,除了个别贵族,都是只有名没有姓,而西方人取名都是从圣经里取的,90%的男人,都叫威廉、约翰、托马斯、理查德、罗伯特、亨利,主要都用这六个名字。一个村子二十几个威廉,三十几个约翰,这得多乱啊,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区别他们,就给每个人起外号,比如这个威廉是个铁匠,就叫他威廉-史密斯(Smith),那个威廉是烤面包的,就叫他威廉-贝克(Baker),这就是西方姓的雏形。这是自发产生的,还解决不了国家管理的问题,比如约翰父子俩,爸爸个子矮,叫约翰-肖特(short),儿子个子高,叫约翰-托尔(tall),这对村民们来说就够用了,可对国家的税务官来说还不行,国家希望每个人都有个父子传承的姓,这样才能确定财产继承关系。所以西方人普遍有姓,是中世纪后期王权加强,分散的小邦国逐渐变成大国的过程中出现的。
而中国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的时候开始的,各国纷纷效仿,到了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秦帝国治下的人民基本上都有姓了,这比欧洲早了1800多年,所以从这个细节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中国是个早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的中央集权传统实在是太早了,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类似的还有文字、钱币、度量衡,等等,中国都是早在秦朝就实现了全国性的统一,放在世界视野看,这是个十分令人震惊的事。法国直到18世纪之前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身体数据是一个常用的单位,比如卖绳子,就是卖家把绳子在虎口和胳膊肘之间缠绕,绕一圈一毛钱,可人的胳膊有长有短啊,那也没办法了。再比如爱尔兰人衡量草场面积是用几头牛为标准,我们看来同样大小的草场,实际可能是两头牛大或三头牛大,其逻辑是看这片草场能喂养几头牛,好像也挺有道理。
卖绳的例子体现了度量衡不统一的弊端,而爱尔兰人的例子则可以有多种理解。这种度量标准是更个性化的、更贴合实际的,对小规模社群来说,这种个性化的度量衡可能比英亩更符合居民的需要。可一旦小社群变成了大国家,这种个性化的度量衡就无法存在了。
所以国家的视角就是简单化、一致化,这样才能做到高效的管理,才能顺利的把税收上来。
当简单化、一致化遇到极端现代主义
国家的视角是简单化、一致化,这在古代问题不大,中央集权的大国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小国寡民问题更大,首先生存就很难保证。但是到了近现代国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因为国家的能力变大了。
作者提出一个概念叫极端现代主义,这来自西方19世纪的科学技术大爆发,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理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飞速发展,一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西方,人们觉得只要依靠科学技术,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种思维也渗透到了对社会的管理,甚至对自然的管理上。
作者举了18世纪普鲁士的“科学林”例子。森林是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有乔木、灌木、地衣、苔藓,是植物动物的家园,周边居民也可以从森林里拾柴火、采蘑菇、采果子。但国王的视角是很简单的:我这片森林,每年能给我带来多少收入?在近现代的官僚体制、统计技术、生物知识等方面进步的作用下,国王这个简单的视角就会被高效的落实为行动。林业官员立即把复杂、现实的森林处理成简单、抽象的森林。简单说,就是逐步把现有的森林清空,全部栽种材质好价格高的挪威云杉,种的时候都是整整齐齐的,间距都有规定,依据是砍伐机械的作业半径。




Zlib可下载


页: [1]
查看完整版本: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