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进一步拒绝公派留学生
2020年疫情初期，隆德大学一名中国女博士生因疫情被迫推迟了部分工作，她的一次期中考试的成绩也不好，这让她很可能无法按时完成学业。那位中国女博士生当时的导师David Bryder教授回忆说：“突然间，她变得非常不安。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就在那时她告诉了我们这些事：她有一份（CSC）英文协议，这份协议看起来很合理；但是她还有一份中文协议。她告诉我们，如果她不能按时完成学业，（根据该中文协议）她的家人就可能要被迫还钱（给政府），甚至会面临罚款。”
这在隆德大学和瑞典高校圈里投下了一颗震撼弹。瑞典人认为，CSC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要求“学生的担保人——通常是一位近亲，只要学生在国外（留学期间），这位担保人就不能出境离开中国。家人在本国被扣为人质。这令人非常不安。”
这让中国留学生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也不符合瑞典《高校条例》，该条例规定学生的奖学金条件必须公平。
此外，CSC协议还特别要求他们必须忠于政府，“为政府的利益服务”，绝不能在海外参与违背当局意志的“活动”。
这也让瑞典人难以接受：“这里存在不确定性，例如，‘违背中国国家利益’的意思是什么？因此我们暂时决定不再通过CSC招收更多（中国）研究生。”
于是，隆德大学和乌普萨拉大学成为了第一批正式拒绝CSC学生的瑞典高校。之后，瑞典农业大学（SLU）、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 KI）等等享有国际声誉的瑞典名校也加入了这个行列。这在欧洲开创了先河。
近期，荷兰也跟进了。荷兰约有2000名留学博士接受CSC奖学金，他们分布在各个大学中。荷兰媒体Trouw调查了12所大学后得出结论：出于知识保护的原因，荷兰大学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中国公派博士生，荷兰教育部正在调查接收这类博士生的风险。
例如，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拥有242名CSC奖学金获得者）表示，越来越不愿意录取此类博士生。在敏感研究领域（如可民用可军用的双重用途技术），不接受CSC博士；不再招收来自国防七校的学生，以及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员。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瓦赫宁根大学、乌得勒支大学等等也类似。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荷兰大学不想招收新的获取CSC奖学金的博士：“这也是由于这些博士生收入（CSC奖学金）过低，他们每月只能得到€1,350，比荷兰的最低工资还低400多欧元。”
从瑞典开始拒绝接受中国公派留学生的情形来看，其促发因素并不是政治。例如，瑞典国家安全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说，中国政府利用其公民从瑞典高校获取技术，这些技术后被用来加强军队，“我们在用瑞典的税收资金为中国提高作战军事能力做出贡献。”
侵犯留学生人权的CSC协议，让西方大学有了真切的认知。“与中国合作时提及‘科研自由’也是荒谬的”，如瑞典《快报》社论所说，“通过利用学生组织、吊销签证、进行威胁和许诺金钱，CCP试图诱使西方高校进行自我审查。”“这说明了为什么你不能像对待任何其它国家那样对待中国‘开放对双方都有利’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大家知道，2020年5月29日，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公告，禁止来自中国的持有F类和J类签证的、与“军民融合战略”（military-civil fusion strategy）有关的中国高等院校相关的留学生、研究人员、访问学者进入美国。这是美国对中国科技教育脱钩的标志性行动，主要出于政治军事考量。
拜登政府继续保留执行这一政策，2021财年，据美国国务院称，美国领事官员因总统令拒绝了1,964份中国公民签证。2022年前六个月，美国向中国公民签发了31,055份F-1签证，与疫情前的水平相比，美国发给中国公民的学生签证数量下降了50%以上，远低于2019年同期的64,261份。科技教育脱钩扎实推进。
在美国的影响下，西方国家也开始致力打击与中国在敏感项目上的合作。例如，2021年英国因为国家安全理由，拒绝超过1,100宗科学家及研究生在英国的敏感项目上工作的申请，几乎是2020年同类数字的九倍。
虽然英国外交部拒绝交代被拒绝的申请人的国籍，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提供的数字都显示，被拒的学者申请大部分是来自中国。
今年3月，英国保安国务大臣Tom Tugendhat指，科学、科技、学术都是英国国家安全的前线，英国知道敌人尝试偷取英国的知识产权来伤害英国，新成立的“国家保卫安全局”会致力帮助商界及大学保障他们的竞争力。
现在，瑞典、荷兰的大学主要不是应政府要求，而是自己主动开始拒绝公派留学生，表明中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在社会认知层面广泛化了。
西方世界的人都知道：留学生都是公务员和国企的后代。没什么鸟用，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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