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非教学负担为什么越减越重
节选｜从教40年老校长口述：教师负担越减越重，最让我感到悲哀的两点
记者 | 魏倩收起
关于中小学教师课外负担的讨论，一直持续至今。李镇西是成都的一名教育研究者，2017年和2021年，他和团队做过两次调查，以考察一线教师的非教学负担问题。
李镇西发现，虽然国家相关部门在2019年就曾印发文件，明确提出为教师减负。但此后，中小学教师的“非教学事务压力”不是更小，而是更大了。这是为什么？下面是李镇西的口述：
如果年轻老师是因本职工作而累，职业是自己选的，也无话可说。可问题是，许多教师的累，来自教育以外的负担，比如上交各种检查材料、活动表格，上级部门也可以给学校派任务，比如消防四个能力建设、禁毒示范学校创建、七五普法档案、病媒生物防治等等。
2021年我发起了一次调查，主题是关于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问题。当时的背景是“双减”政策之后，各地的学校纷纷出台措施，要求教学上减负提质，还要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延时服务，结果身边反映负担加重的教师，又一次大幅增加。那次我们收到的调查样本量有6653份，结果发现，在老师的“社会事务类负担”中，非教育性社会事务与政府部门检查负担，占比高达90%，比家校沟通占据的精力还多。
老师们还给我们发来了2942份主观样本，列举了很多需要处理的突发性事务，依然是2017年那些冗杂的事务，各种社会学习、情况排查，视察和参观，还有各种统一要求。
我分析过老师们的留言，发现他们提到的“非教学任务”，主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比如消防、普法、病媒防治、环保、节能、垃圾分类，让老师去巡河等等。这些活动一项一项拎出来，好像也具有某种正当性，比如提高学生的各项素质，提升安全意识。但这些任务一股脑安排下去，对老师的精力就是一种损耗。
另一种“非教学任务”则关联着老师必须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写教案，学习，培训。这些形式主义和“非教学任务”紧紧缠绕，很难区分，也不可能通过某个条文，硬性让它消失。我的标准是，如果初衷是为了应付检查，完成指标，去拍照，去留痕，那就是作假和应付，就是形式主义。如果这些校园内的形式主义都越来越多，又怎能要求学校守住大门，不去完成其他部门的形式主义任务呢？
像另外一些“非教学任务”，在教师评价上的影响就比较隐性，比如说巡河任务，各种进校园活动，你一次两次不参与还好，要是长期不参与，到年终校内述职的时候，校内的评审委员会就会在你的职务考评表上扣分，最终成绩可能只有合格。这个考评表就可能影响教师的晋升，因为有的评比会要求，教师必须连续五年在职务考评中拿到“优秀”。
量化考核还会带来其他影响，比如我们常识上会认为，评价一个班级是否优秀，需要考察的指标，一般就是班集体氛围、教室是否整洁、班级成绩等。但如果按照现在打分制的测评方法，可能就还要看，有没有运动会奖状，这个值几分；在什么活动中得过奖励，这个值几分，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一个班级氛围很差，学习环境很不好，但关键几项有分数，就成了优秀班级，班主任也能拿到比较好的管理分数。
我也思考过现在形式主义的根源。我在外面讲课的时候也会说，现在孩子们的负担很重，小学二三年级，晚上很晚才能睡，那做辅导的老师是敬业，还是不敬业？下面老师都说，敬业。但是老师越敬业，孩子负担越重，为什么？那怪校长吗？怪家长吗？但最终，只有学生默不作声承受这一切。
所以我说，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两点：第一，都说教育出了大问题，但找不到罪魁祸首；第二，都说教育不正常，但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正常。说白了，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教书就是上课，育人就是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就这么简单。但形式主义涉及的教育问题本质在于，我们的学校究竟为谁而办？
回到老师的负担问题上，判断一件事是否增加了老师的负担，最核心的是两点：第一、这事该不该做？第二、是主动还是被动？所谓底线，比如完成常规教学任务，备课、上课，上课，不能迟到早退等等，这些都是教师必须完成的基本任务，不仅学校应该考核，教育局也应该考核。
所以一件事按照考核要求，按照形式主义要求，成效却不好，我们不能怪老师，而要怪自己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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