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

寂静回声

最近一段特殊时期，很多人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些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能畅通无阻地发表，发表之后也能基本完好地保留在互联网上，反而是在更小众也更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上发表时，迅速遭到审查和删除。这种有趣的对照促使我反思中文社交媒体的结构搭建。

政治哲学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早在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1.0时期，全球的学者们就憧憬并且讨论过一件事：网络空间代替城市空间接管公共领域，甚至创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领域的可能。显然这个理想最终破产了，但其破产的原因其实值得被分析。在这个层面上也能更宏观也更直观地理解为什么我们日常使用的中文社交媒体是现在这个样子。

互联网刚刚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那段时期，许多人幻想“数字化理想国”的到来是可以理解的。古希腊城邦当中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西方政治体系，但其参与者仅仅是成年男性，而奴隶、女性和外邦人都被排除在外；19世纪法国的沙龙、咖啡馆和街心花园也是公共事务讨论场所的重要案例，但其参与者其实也限定在新兴资产阶级和既定文化圈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当互联网开始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自然有一部分学者热切企盼，互联网作为全新的、低门槛的、匿名化的媒介会为全球网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平等话语权，因此，它为什么不可以成为乌托邦式的公共领域呢？
很遗憾的是，故事后面的发展仍然遵循了那个重复了千百遍的俗套——人类期待某种技术的进步能够颠覆性地改善人类世界，但事实上，新的技术只是反过来再次强调了人类群体原生的缺陷。近20年过去了，我们或许并不用太长时间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少在中文互联网中，真正意义上平等公开的讨论不（再）存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搭建逻辑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领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名化——社交账号须与身份证、手机号绑定。学者曾经畅享的那个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终究也没有到来；可以看到，官方媒体、“头部账号”与草根用户之间已经拉开了无法逾越的流量差异。用户制造的内容（UGC）彻底溃败给专业团队制造的内容（PGC）。这似乎再次引出了那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质询至今的问题——追随领袖与创造等级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不可撼动的天性？
高质量的对话是公共领域形成的充要条件。“公共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在这里他们不断通过理性对话达成统一的意见——公共的意见。公共意见在很多时候不同于统治性权力的意见，或者公众探讨并揭示的“真相”不同于统治性权力对于该事件的叙事。个体用户来到一起，借助公共领域的存在，自下而上提出商榷的意见。它是独立于国家和人民，又处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并起协调权力平衡作用的中介。韩国的青瓦台网站和美国的白宫请愿网站都算得上是（经过简化后的）数字化公共领域。它在一定程度上自下而上反映了国民的意见，推动相应政策的改革。
一篇公开发表的内容即便可以供所有用户浏览，但如果它结构性地避免了任何有效讨论的产生，这篇内容仍然不是“公共”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代传播学中一般认为，论坛、博客和留言板仍然是数字时代迄今为止最好的公共领域。很遗憾，我们已经见证了论坛与博客的衰落，而主流社交媒体的留言板早已被阉割到残缺不堪。造成这种情况当然有多种原因，譬如很多人把论坛和博客的衰亡归咎于其从电脑端转战智能手机端的失败过渡，把社交平台中严重受限的留言板功能解释为对粗俗内容以及钻空子、刷流量等恶意行为的防范。但是综合说来，数字时代公共领域的消亡是技术原因，是时代发展，但是究其根本还是体制原因。我们从自身发布内容最常用的平台——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始，具体解剖这个问题。

作为全世界日/月活动量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的成功与它初创时期良好的“私密性”分不开关系。朋友圈可以是意见发表的场所，但是发布的内容只可以由用户的好友看见。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这款产品最初时期的成功，但是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这个平台——无论其用户数量有多么庞大——实质上仍然是一个多中心的私人领域。

那么在微信平台中到底存不存在这样的场所，容许“互不相识的，作为私人的个体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进行讨论而产生公共意见”？事实上是有的，那即是公众号推送中的“留言区”，这是微信平台中唯一一处允许“并未互相添加好友的陌生用户”同时出现并且汇集公共意见的地方。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没有发生过。2020年3月11日，互不相识的微信用户们在一篇推送的留言区接龙《人物》周刊的“发哨人”文字内容，体现的正是这种陌生用户之间富于合意的互动。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微信推送中“留言区”受到如此严格的限制。

限制一，无法讨论：并非所有公众号都拥有留言区。在2017年12月6日之前，只有部分持续发布原创内容的公众号会得到官方邀请，开通留言功能。2017年12月6日到2018年3月12日是并不长的“好日子”，在这段时间注册的公众号自动带有留言功能。2018年3月12日以后注册的公众号再次没有留言区。理论上仍由微信官方不定时进行考核，考核成功之后向公众号运营者发出邀请开通留言功能。但是就运营者之间的交流可以知道，这实属极其个别的情况。

限制二，讨论的数量受限：如果公众号拥有留言区，那么留言数目的上限是100条。精选评论的限制是5条。另外更重要的是，作为讨论场所的留言区显然依附于“推送”才可以存在，而“推送”的数量被限制在订阅号每天1次，服务号每月4次。

限制三，讨论的互动次数受限：留言出现以后，只能由作者对评论进行最多一次回复。他人不得回复。（即便是后台已经极其私密化的留言，同样限制了48小时的回复时间。在此之后留言会被删除。限制四，公众号主体对讨论内容负责：留言的发布并不是由读者自主决定，而是由公众号的运营者在后台选择出来展示，这也意味着，如果留言区中出现的内容违规违法，公众号的运营者也需负担责任。事实上，这种逻辑体现在公众号运营的每一处细节。譬如，每篇推送发送之前需要用手机扫码确认发送——明确责任人——如果推送内容违规违法，那么可以快速追究到已经绑定了身份信息的个人。也譬如在留言区的申请上，2018年3月12日之后如果想要获得留言区，几乎唯一的方法是进行公众号迁移，即从“个人订阅号”迁移至“企业订阅/服务号”。而“企业”号的注册则需要提供除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之外的更多信息，包括公司名称、注册号、法定代表人、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注册地址等。这种门槛的升高将公众号的内容发布更紧密地与企业绑定在一起，意味着主体要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对于内容的发布、留言区的讨论内容，都负有无处遁形的法律责任。
在此基础上其实不难理解为什么更小众也更偏“自由主义”倾向的豆瓣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进行了比微信更加严格的审查。这是因为豆瓣的传播架构比起微信来说，已经算是极其容易形成“公共领域”了——无论是广播、日记、评论、相册或是小组中的发帖，留言区都是自动存在的。豆瓣平台上的留言数量不受限制、每一篇留言的字数也不受限制、留言之间互动次数依然不受限制。又因为自从2005年网站创建开始，“书影音”的标记就是功能的重点，豆瓣网的第一批“网红”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甚至带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为主。可以理解，这个数字空间自然有潜力成为公共意见凝聚的场所。
正是因为“广场空间”的出现以及留言区的开放，豆瓣必须采取比微信更加严格的内容审查。豆瓣运营团队自身也清楚意识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做的不仅仅是对用户发布内容的严厉监管：在特殊时期，广播功能、日记功能、甚至热度很高的小组（如“豆瓣鹅组”）都会被暂时停用——“广场”暂不开放；特殊时期，拥有高粉丝量的活跃用户也更容易比草根用户遭到禁言甚至封号——意见领袖不许“摇旗呐喊”；此外，一些敏感内容即使不被删除，其留言区也会被限制为“不允许回复”——严防死守任何“公共领域”的出现。最后，几乎每当公共意见翻涌的时期，都会再次传来“豆瓣有可能被整个关停”的消息——非要进行公共讨论吗？那就干脆一窝端掉。
如果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那即是说公开的讨论会揭示出真相。如果讨论不被允许，那么真相就会永远隐没在阴影当中，某一单方面想要垄断叙事也变得容易起来。在豆瓣之后谈及微博，因相似的“关注”机制，两者之间有许多“结构性预防公共领域产生”是类似的。区别大概在于，在空间上，微博平台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用户以“大V”为中心产生聚集而不是以“话题”为中心产生聚集。我们无法否认新浪微博在2010年前后拥有一段黄金时期，但也同样无法否认在2013年以后，新浪微博似乎义无反顾实则必须走向了越来越表浅的娱乐化。

当谈及微博对于留言区公共性的控制，它则更多是从交互设计的空间结构上去降低留言讨论的重要性——留言的可视层级要远远低于内容本身。如果严格深究“社交媒体”的定义，微博究竟是不是社交媒体甚至都还值得再次思考。微博的媒体架构基本仿照推特（Twitter）。已有研究者进行过大数据抓取，结论是推特中用户的“互粉关系”其实非常不对等，所以，这个平台的主要功能或许应被理解为“获取信息”而不是“建立关系”。既然并不建立关系，也并未促进平等多元的对话，那么推特和微博就更像是“新闻媒体（news media）”而非“社交媒体（social media）”了。
知乎与微博相似的地方在于，老用户同样普遍认为这个平台在其早期拥有一段黄金时期，而现在已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2011年起开放内测注册后的两三年里，知乎更像是一个未出圈的学科精英游戏场，其早期用户凭借广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狡黠的幽默感征服了不少人。他们展示优秀的求索过程，也擅于高超的玩笑去化解反智言论以及带有明显火药味的意见冲突。

与豆瓣的慢节奏不同，2019年8月知乎已经按成了F轮4.5亿元的融资。十年来激进的商业化推动平台边界迅速扩大，从前那种所谓小圈子“精英气质”显然难以为继。这种状态驱逐了一部分老用户。可以看到，新用户并不再着迷于接近真相，不再进行深度理性的讨论，甚至也不再拥有早期用户插科打诨的幽默感。在这个“知”字打头的平台中，似乎真正意义上以求知求真为目的的讨论正在快速消失。
上述四个社交媒体都选择性地舍弃了五点的某些方面。微信公众号并没有过于严苛地进行内容审查，但在时间调度和互动强度上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豆瓣在时间调度和互动强度方面都没有进行过多限制，但用户数量显然低于微信，审查力度也明显更高。微博和知乎的交互设计把留言区隐藏在更不可见的位置，以此劝阻了用户之间多次往复的讨论。
当代信息的存储显然在技术上进步了无数倍，然而数字信息的“持续存在”所面临的审查和删除威胁也增长了。对不少读者来说，放在书柜里的纸质文件反倒比新时代的数字媒介更值得信任。此外，数字化场所中信息的流动显然异常迅猛，即便不被删除，绝大多数内容也被遗忘在数字空间发霉的虚拟仓库中无人问津。重要的应是互联网怎样对公共事件和意见进行记忆。对用户而言，重要的则是怎样找到特定的记忆。答案自然是通过“检索”。很遗憾的是，当我们从搜索时代过渡到如今的投喂时代，搜索也变得比从前更困难了。首先，中文互联网中几个重要平台之间并不共享数据库。这好比一个曾经包罗万象的中央图书馆分散成了几个地方图书馆。譬如说，知乎和微博都搭建了自己平台内部的搜索引擎；而如果想要搜索某个微信公众号的历史推送内容，那么腾讯自家的“搜狗搜索”就比百度或必应更方便好用；至于豆瓣，其内部甚至还并不具备一款差强人意的搜索引擎。
近二十年的学者们畅享的理想化数字公共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审查力度：内容发表不受过多限制——没有篇幅/字数/形式的限制。不设置过多敏感词。内容不被删除或者由用户自己选出管理者来审查并删除。

2. 时间调度：用户发表内容的同时，其他用户可以即时在平台中浏览。平台不限制用户每天发表的内容数量。

3. 互动强度：存在留言区。内容可以被讨论，而且讨论本身是被看重的。讨论的内容没有篇幅限制，而且交互界面上其可视层级不应比回复的内容低太多。留言之间的交互次数不受限制。

4. 平台热度：平台对所有用户开放。可达性高，占据互联网中一块重要的疆域。用户身份是多元而非单一的。

5. 存储：历史内容不被清理并且作为一个整体易于检索。
事实上接近于这种乌托邦的社交媒体并不是没有存在过。十余年前的论坛和博客几乎都满足了这五点要求。从这个角度上也更好理解为什么这两种平台衰落了。它们或许没有跟上技术迭代的节奏，但是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国情所致——在今天的环境下，它们必须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