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工作组

寂静回声

地方政府债务估计高达人民币94万亿元，金融时报报导，国务院已派出工作组到超过10个财政最差的省份"查帐"，寻找削减债务的方法，直接向总理李强汇报。
报道指，这是北京多年来采取最大规模由上而下的方式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示在经济步履蹒跚之际，担心金融稳定性面临的风险。
高盛集团估计，地方政府债务累计高达94万亿元，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这是资产负债表外的负债。
报导指出，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到超过10个财政最差的省份审查帐目，包括未被纳入资产负债表的债务，并寻找削减债务的方法。
据称，工作组由人民银行、财政部、证券监管机构组成，直接向国务院总理李强汇报。


报导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工作组目前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进行审视及分类，这些隐性债务并没有纳入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而是透过场外或其他非公开渠道筹集到的资金。
知情人士说，部分隐藏债务可能会被拨入地方政府的正式债务，部分可能会面临重组。
另有知情人士表示，这些解决方法是让地方政府利用低息的特殊用途债券或其他债券，来支付利息相对较高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
工作组也会向商业银行及政策银行施压，要求延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到期时间，给予特别长的限期，以及降低债务利率。
不过报导指出，另一个最大的症结问题，是这些债务应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负责。
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变卖资产来还债，但地方官员指很多资产没有流动性，中央政府一定要拯救他们。
工作组可能会继续推进地方政府变卖资产减债，并坚持中央政府不会直接介入的原则，避免有道德风险。
报导表示，本次计划是领导人7月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表示要制定实施一揽子计划，帮助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不过报导引述专家表示，目前最大问题是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导致还债困难。
巴克莱(Barclays)将全年GDP预期从4.9%下调至4.5%，理由是经济普遍疲弱，且缺乏有意义的刺激措施。这家投行的新预测低于中国决策者今年约5%的官方GDP目标，许多经济学家曾认为这一目标过于保守和缺乏雄心。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一项特别紧迫的任务是拯救房地产行业。野村证券(Nomura)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说，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不足以遏制经济放缓。
陆挺和其他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需要考虑采取更大胆的举措来重振经济增长，比如扶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开发商，放松主要城市的购房限制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者给消费者开支票以推动消费。


央行周五发布7月份的金融数据，其中7月份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3459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5282亿元，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8.9%，同时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0.7%。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指出，这四大数据全线回落，尤其是新增贷款和社融增量，更是断崖式下滑。
其中，7月份新增贷款还创出2009年11月以后的新低，社融增量创2016年7月以后的新低
报道分析说，7月份贷款和社融增量下滑严重，与6月份这两项数据回暖有关，但同时也印证了二、三季度经济复苏乏力的现状。
大数据专家蛮族勇士在推特分析称，这组数据让整个金融圈都措手不及。金融冰冻，钱想借都借不出去，这种现象，就叫做“开不动的印钞机”
在7月份的各分项数据里，唯有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的新增融资数据亮眼。
考虑到企业债里的绝大部分都是国企债券和城投平台公司债券，所以，政府债务，成为了7月份推动印钞机的唯一动力。


分贷款部门来看，7月住户贷款减少2007亿元，而上年同期为正增1217亿元。其中，短期、中长期贷款分别减少1335亿元、672亿元。
数据显示，七月份的家庭贷款（主要是房贷）从六月份的9639亿骤减2007亿元。当月的企业贷款业从六月份的2.28万亿元猛跌至2378亿元。
7月份人民币存款减少1.12万亿元，同比多减1.17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8093亿元，同比多减约47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M2（广义货币）与M1（狭义货币）同时下降，两者的剪刀差走扩至8.4个百分点，为今年年内新高，这或意味着宽货币向稳增长的传导不畅。


华金证券经济学家罗云峰表示：“不良的贷款数据反映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疲软。在企业不需要钱的时候强迫它们借钱是不好的。”
凯投宏观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7月份中国银行贷款增速跌至七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广义信贷增速则跌至历史新低。”“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进一步降息（最早将于下周二），政府债券发行量将激增，但除非企业和家庭信心出现更广泛的改善，否则这可能不会大幅提升信贷增长。”
彭博社引用法国兴业银行驻香港的首席亚洲宏观策略师Kiyong Seong的话说，“这个消息非常令人失望，它证明了中国经济复苏依然非常脆弱。”他表示，中国央行近期再次降息的概率显著增加。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亓希国说，公安部将推动各地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也解决进城普通劳动者的落户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近日在一场论坛表示，对户籍改革持正面态度，他认为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令他们需要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因此户籍改革将让已进城的1.8亿农民工在不需要提高其收入的情况下，释放他们的消费意欲，粗略占计可提高达两兆元人民币的新消费，有助刺激近年愈见疲弱的中国经济。
中国在2023年第二季的经济增长只有6.3%，比第一季仅增加0.8个百分点，低于预期的潜在增长率。另外中国在6月份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达21.3%，创历史新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达9.2亿人，乡村常住人口4.91亿人，城镇化率达65%，与发达国家，如日本的92%、澳洲的86.5%、英国的84.4%、美国的83.1%和加拿大的81.8%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数字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但中国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认为，这只是“画饼充饥”：“这些所谓改革根本不可能对人口流动有什么帮助，因为乡村的人去城市可以干什么呢﹖除了找工作，居住怎么办呢﹖生活怎么办呢﹖当然你可以有想法，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不敢’。
乡村人民的平均收入是每个月三千元人民币不到，这些小钱可以在大城市找到房子住吗﹖就算勉强找到，就可以过除了一张床之外什么都没有的生活吗﹖这怎么活呢﹖如果是你，你会去吗﹖你在哪里可以生存，就在哪里生活，就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法则。
所以就算可以出去的，特别是有钱人，也已经选择跑去外国了。”
而大城市本身也因为企业倒闭潮，导致失业率创新高。根据北京“财经”杂志旗下产业研究中心的调查，2022年中国最富裕的40个城市，共有超过194万家企业注销。
因此连本来在城市打工的人也遇上失业问题，自然更难有空间吸纳更多从农村来的民工。
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也认为，户籍制度的影响力正在缩小，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无论国内或是外国的资本家，都没有信心在中国投资，所以这时先推户籍改革，只是挑最简单和最没影响的东西来做做样子而已。


蒋豪说：“确实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为根本问题是中国现在不能给予人放心投资的信心，尤其是一些企业家会不知何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安上罪名，那么资本家自然会跑掉了。而且户籍对民众的影响愈来愈少，事实上各地政府早就已经自己推动人口流动。
十几年前要办个身份证之类的，或许还要回老家才可以，现在都不用了，在现住地就可以了，比如买车、买手机之类，甚至是买房子，根本是哪里都可以做了。”
部分省市的政府，近年为了吸引人才进来和避免人才流出，在中央政府没有推出任何户籍政策改变之前，就已经先自行进行“改革”了。
例如成都市准许国内人士只要在市内找到工作，就可以申请当地户籍，希望借此吸引年青才俊。
去年上海市也自行放宽户籍政策，只要是世界排名前五十的大学毕业生，就算还没有实际的社会贡献，也可以申请上海的户籍。
所以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户籍制度的存在意义提出了质疑：“户籍制度是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特有的怪现象。在其他国家人民能够自由流动，是最基本的法则，但是中国却一直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完全没有到位，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下去。人民没有完全的流动自由，不单令经营成本增加，而且跟世界没法接轨。
户籍制度本来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政策，只要这个政策还在，无论政府做什么改革，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户籍制度根本没有其他国家在用，所以直接把它废掉，只采用跟英美等国家一样的身份证制度就可以了。”
另一方面，公安部亦提出更有利于外贸人士取得签证的措施。以往外国人到中国，必须先在驻外的中国领事馆或大使馆取得签证，才可持签证进入中国境内。
新措施将准许到中国参与商贸会议、博览会的外籍人士或外籍投资者，只要持有有效证明文件，就可以在抵埗后直接取得签证入境。
对此，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来说，放宽外国人拿签证只是杯水车薪的改变：“放宽外资申请签证不能说是没作用，确实是方便了外国人一点，不过对事情没有太多帮助，因为根本的问题是外资不打算来投资。重点还是要改善国内法规、环保等问题才可以。”


2023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商品持续减少，进口份额降至20年来最低点。
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对抗，使得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贸易脱钩。
《华尔街日报》对人口普查局本周发布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美国买家正在转向墨西哥、欧洲和除中国外的亚洲其它地区购买商品，包括计算机芯片、智能手机以及服装等。
从数据上看，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的下降是数十个行业供应链转移的结果。
今年前六个月，中国商品进口占美国总商品进口的13.3%，低于2017年全年21.6%的峰值，这个水平相当于回落到2003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年后）的最低水平。
《华尔街日报》说，美国减少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转变始于2018年，当时川普政府对一系列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COVID疫情期间，口罩和半导体等产品短缺也进一步促使企业重新考虑供应链。


6月份，墨西哥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中国相当。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使墨西哥成为美国供应基地，也是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有力竞争者，后疫情时代企业缩短供应链的举措也增加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优势。
截至6月份的过去一年中，机械和电子产品是墨西哥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增加的最大贸易类别之一。
如果将进出口价值汇总，墨西哥现在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次是加拿大，中国已经被挤到第三位。
这一转变反映出近期美国对华出口份额的下降，以及中国在美国进口份额的长期下降。
2023年上半年，中国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0.9%。墨西哥最高，为15.7%，加拿大紧随其后，为15.4%。
这一趋势缩小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截至6月份的过去一年中贸易逆差达到3,130亿美元，略高于大流行时代的低点。
最近中国产品的进口量（无论是价值还是进口份额）均出现下降，涉及各个产品类别，美国主要从中国进口机械还电子产品。
截至6月份的过去一年中，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机械（涵盖水泵、空调设备和计算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66亿美元。
同期，中国在美国机械进口中的份额从25.3%下降至21.1%。
美国进口的中国制造电子产品也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34亿美元，中国电子产品进口份额从32%下降至27.9%。
美国进口的智能手机大部分来自中国，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截至6月份的过去12个月里，中国的份额下降至75.7%。
过去几年最高峰值时，美国从中国进口超过80%的手机。
部分原因是智能手机制造商，尤其是苹果公司，正在努力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远离中国。苹果供应商富士康也计划增加在印度的产量。
截至6月份的过去一年，印度在美国智能手机进口中的份额达到5.3%，高于截至12月份的过去一年的1.8%。


在华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它亚洲国家，即东南亚和印度。从2019年初开始，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低于印度、泰国和越南等其它25个亚洲国家的总份额。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从2022年6月到2023年6月，这些国家占美国进口的24.6%，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为14.9%。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had Bown告诉《华尔街日报》。：“企业现在已经清楚，美中之间在贸易、技术和其它问题上的冲突不会消失。他们已经开始尝试找出降低风险的方法。”
自川普政府于2019年将中国服装纳入一轮加征关税的对象后，中国在美国服装进口中所占的份额迅速下降。采购继续转向其它亚洲国家，包括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
由于美国对中国棉花产区新疆的奴工行为进行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以及中国工人工资的上涨，这也加速了美国采购公司的离开。
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中国进口的大量家具导致美国各地的工厂关闭。受关税影响，中国在美国家具进口中占的份额开始下降，并且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下滑。
截至6月的过去一年中，中国占家具进口的25.7%。与此同时，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合计占同期家具进口的49.4%，高于2020年初的41.8%。


数据显示，越南和泰国是美国越来越多的芯片进口来源地，它们正在成为芯片制造后期阶段的中心，对原始硅芯片进行测试，然后将其包装成最终形式，这是中国占有很大一块市场份额的领域。
专门从事芯片封装的美国公司Amkor Technology正在越南建设一家大型工厂，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业。
以色列也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芯片进口来源国，英特尔的部分高端芯片在以色列生产制造。
随着美国及其盟国加强限制中国先进芯片销售和生产的政策，外国企业正在增加在美国、欧洲和其它亚洲国家的产量。
进入今年以来，由于美中对先进技术的争夺日益激烈，一些公司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
拜登总统8月9日发布行政令，禁止美国投资中国先进半导体和量子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
尽管北京早已出台类似的限制投资令，它批评美国是在搞“脱钩断链”，并誓言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