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年月之49年前的今天文革宣告结束

寂静回声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秘密抓捕。同时，“四人帮”其他核心成员迟群、谢静宜等人也先后被抓捕。
至此，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的女儿万欢得知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以后，赶紧跑回家，兴奋地告诉父亲，“爸，咱们得救了。”
曹禺不敢相信，在夜里跑到大街上，看着万家灯光，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
“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

1976年10月8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告知“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并且征求他对时局的建议。
两天之后，10月10日，叶选宁再次来到胡耀邦家里。胡耀邦说，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应民心”，民心为上，根据这个道理，当前有三件大事特别重要：
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
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就是著名的“耀邦三策”。这三条建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也点出了拨乱反正当中极为关键的三步棋，所以有人称之为是“新隆中对”。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都可报考。
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以后，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
1977年12月，570万考生步入了高考的考场，择优录取了27.3万人，录取比率4.79%。半年之后，1978年夏季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
1977年1978年两次总计1180余万人的招考，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考试史上的纪录。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作家巴金在《随想录》里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

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有这样一段话：
“‘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
对于“文革”会不会重演，我无法给出答案。但我想，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足够的敏感和警惕，杜绝“文革”悲剧重新发生。

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应该成为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
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节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大色猫

历史没有变化，非要等他死，才能恢复正常。
一群废物，我敢笃定，他们连弯弯都打不过

w91678

群众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