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中国：国家文物大家拿

寂静回声

如果以范勇先生估值国有可移动文物“50万亿到2000万亿元”计算，那么文物部门的“富有”，完全可以碾压国资委了。稍微啃食一点，不是“硕鼠”，而是“硕象”。
12月23日，澎湃新闻《独家调查｜从6800元购买的顾客到8800万元的送拍人》的深度报道，堪称年末精彩大戏。
另据港媒报道，最新的消息是，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已被带走协助调查。

1961年11月和1964年，前后6位专家鉴定为“伪作”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澎湃新闻引用鉴定专家之一张珩其后的手写报告，其中记有：“南博的文物共五万一千多件，鉴定历时两个多月，平均每天最多鉴定一千七百多件。采用的不是正规的鉴定方法，而是迫不得已的特殊方法。”
以一天工作10小时计，相当于3分钟鉴定一件作品，纵使张珩先生天赋异禀，难道没有头昏眼花之时，时刻清醒，绝无过失？
鉴定专家之一谢稚柳之子接受采访时称，在他父亲生前并没有听他说1961年的南京之行，“也没听我父亲说过这一《江南春》图卷的真赝讨论。”

而根据郑重的《谢稚柳年谱》，并未记载谢稚柳先生1961年11月的南京之行。在1986年谢稚柳、启功等几位鉴定专家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背景下来到南博鉴定书画，从目前的文献看，并没有提到这一《江南春》图卷。
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张鉴定结论是“假”的？毕竟，即便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不法分子也可以造出真假难辨的假币。
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文物鉴定全靠经验和主观判断，这个行当“人”的因素决定一切，是“人”就会犯错误。此外，排除经济因素，文物鉴定的真假，就是个学术问题，因此真假可以争论，谁也做不到100%正确，有争议，只能选择“相信”谁，近乎是个信仰问题。
但正是这种不得已的似是而非，很可能给不法分子的不寻常操作留下空间。
这或许是早有人觊觎这个宝贝，也有可能是特殊年代做事方式的确“与众不同”，我们不能简单以今日之人情，圈套昨日之理法。
有可能是一直待在南博的仓库里吃灰，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被人“借”走了几十年，一直在等着机会办“手续”，走合法化程序？

被鉴定为“伪作”的“仇英江南春图卷”，1997年调出南博的“江南春卷”，及2001年6800元卖出的《仿仇英山水卷》和2025年准备公开拍卖的仇英《江南春》卷，是不是同一作品？
澎湃新闻的调查发现，被鉴定为“伪作”的《江南春》图卷（鉴定评语上称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在以6800元卖出之前，就已经流出南博，到了私人收藏家手中，被视为珍宝。而1997年调出南博时，档案称为“江南春卷”，2001年的售出票据，售出文物名称是《仿仇英山水卷》，是改名了，还是根本就是两件东西？这如何解释？澎湃新闻引用艺术收藏人士的分析，不排除“先上车后补票”的可能。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
如果同一件商品（物品）乃至于一个人，至少三次任意改名换姓，即便没有猫腻，对公务机关出具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来说，也是极不严肃的。如果存心如此，那不得不以“阴谋论”视之了。就比如，如果有人要把“上海中心”改名为“上海商店”，你说他想干什么？

毕竟，在文物买卖中，公开拍卖也只是众多交易方式中的一种。
2017年4月7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历时5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国有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万件/套。当然，其中已不包括上述走向公开拍卖的《江南春》图卷，它早就完成了“私有化”改造。
按文物级别统计，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文物）共计3856268件，分别为：一级文物218911件/套，二级文物551192件/套，三级文物3086165件/套，合计数量占比6.02%；一般文物24353746件，数量占比38.01%；未定级文物35863164件，数量占比55.97%。
几乎所有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损毁了就彻底消失了，因此很多人相信文物都是无价之宝。

但实际生活中，文物交易每天都在发生，也就是说，许许多多文物实际上是可以标价的。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是，在馆际间进行借展的时候，为了保险，会对文物进行估值。据说国家文物局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文物估值标准，三级文物50万元，二级文物250万元，一级文物2000万元。
以此计算，中国国有可移动文物的价值，一级文物为43782.2亿元，二级文物为13779.8亿元，三级文物为15430.8亿元，中国国有珍贵可移动文物，总价值72992.8亿元。如果算上一般文物，未定级文物，保险公司愿意出的价格，总值当在10万亿元以上。
而亚洲艺术品金融商学院创始人、院长范勇先生2024年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的文物估值达到50万亿到2000万亿元。
范勇先生的评估，应该是考虑了销售价格的因素。

而不管是哪一种评估方式，得出的数据都十分庞大甚至骇人听闻。
我们一般人都以为各级国有博物馆都是清水衙门，没有几滴油水。殊不知这些博物馆里，放着中国压箱底的宝物，犹如《红楼梦》的史太君（贾母）的那些个箱箱柜柜，是不肖子孙们时刻惦记着的物件。
博物馆的“富有”程度，不是任何机构可以比拟的。须知，各级国资委管辖的国有资产，2023年也不过才371.9万亿元。如果以范勇先生估值国有可移动文物“50万亿到2000万亿元”计算，那么文物部门的“富有”，完全可以碾压国资委了。稍微啃食一点，不是“硕鼠”，而是“硕象”。
放在各级国有博物馆里的可移动文物也属于国有资产。但它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国有企业要频繁地与员工和公众打交道，不得不接受公众监督，即便如此，其中发生的腐败，也时有耳闻。
博物馆表面上也有公共性，但除了展出的少部分文物，大量文物存放在仓库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圈层化和专业性非常高，实际上相当封闭。除了极少数的几件小案子，何曾听闻过最近这种量级的大案子？

但从坊间传闻来看，博物馆（包括图书馆）的文物腐败，恐怕并不少见。公众号“呦呦鹿鸣”在12月23日发文“爱国学者刘军山捐献的2333件碑帖只剩876件？后人发声”，该文立刻引来陕西图书馆馆长的回应，但该文的几则网友留言，同样触目惊心，试转帖如下，真假自辨：
我祖父严谷声于1950年将我曾祖父严雁峯及祖父两代人《黄园书库》的所有藏书计州十一万余卷全部捐赠给四川图书馆，当时西南军政文化委员会指派蒙字（应为“文”）通、杨啸谷、严谷声等组成接收小组进行鉴定和分类，最后鉴定结果：图书共31万余卷，其中珍本、善本及海内孤本共计五万余卷。祖父严谷声被特聘为川西省人民代表，后成为第一批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但是最近这几年省图书馆连目录都找不到了，图书馆一位副馆长居然问我为什么宋版书鲜有所见，岂不怪哉。
1981年法门寺真身宝塔发现的宋元版大藏经经澄观老和尚等五老整理后交陕西省图书馆收藏。2006年韩伟先生主持编纂《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时，多次要求查看这些藏经，被无情拒绝。近来年，每有研究者前去要求借阅时，陕图的回答是：没有这些东西！
海外名家侯北人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捐赠安徽省（政府省）博物馆字画一百三十余幅，2000年发现这批捐赠查无可查，若有任何线索烦请留言告知，感谢！
闻一多的堂弟闻钧天向浠水县文化馆捐献了150多件画作，到现在只剩下63件。
我外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捐赠了一百多幅珍贵书画作品给家乡，不久便出现在嘉德拍卖，其中不乏开国元勋的珍贵墨迹，后来是中组部出面叫停了一场丑恶的拍卖……
还有泊头师范学校的齐学勤收藏的。她女儿齐昀在四处找人求助，不知道为啥到处拍卖的拍品有“河北泊头师范”。
临时分管过宣传文化，陪上级客人多次去博物馆，镇馆之宝多年前被主要领导借走，直到他落马再无音信；其他值钱的出土金银珠宝，也好几件下落不明，也就七八年前的事。所以，馆里不是那些物件的安全地。
上述这些指控，未经相关部门查实，不能作为定论。但至少是一条条腐败线索，值得深挖下去。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个话放在博物馆也合适。
绝大多数可移动文物都具备高价值、携带和隐匿方便的特点，因而不管是影视剧还是现实生活中，可移动文物都是很多违法犯罪分子攫取的重要对象。从上文例举的众多例子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那些心思不纯的官员凭借权势，将一件价值数千万的文物“借”来，摆在家中，从此落地生根，是多么容易，而要让他将一座价值数千万的公房供自己使用，他得花多少心思？
一般人喜欢文物，违法犯罪分子更喜欢文物。在一般意义上，文物比金银珠宝更有吸引力。
但文物的问题不在文物，而在对这种特殊的国有资产的保管方式。
比如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对捐赠者不尊重，捐赠者权益得不到保护，捐赠者无法参与文物保护。
比如，有意无意的账目不清。
比如，也存在与公司经营相类似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比如，迫于权势，“借出”文物而不敢索还。
所有这些情形，都指向普通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缺乏互动桥梁。
从法理意义上，我知道博物馆里的宝贝有我“一份”，但如何才能体现出我拥有的那“一份”？
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讲，知道这是“全民”的宝贝，但“全民”在哪里？“全民”如果长期缺位，不法之徒就会鸠占鹊巢，化公为私。

但网友们推测，徐湖平恐成权力牺牲品，背后真正的大佬，无人能撼动。
回溯历史，高层官员“借走”文物据为己有的案例比比皆是。
康生酷爱文物，这位大人物，以“借阅”名义从文物保管单位攫取大量珍宝，且常常有借无还，将国宝据为私有。
据记载，康生搜刮的文物包括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明清书画，甚至在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上盖上自己的印章。
江青亦不遑多让，她与康生联手，在文革中从抄家物资中挑选珍品。
中共中央1980年文件明确指出，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趁火打劫，从查抄物资和文物单位藏品中攫取珍贵文物和图书。
这些高层人物，以权谋私，将公器化为私囊，堪称“借宝者诸侯”的典范。
1990年，康生掠夺的文物在故宫“内部展览”，公众才知其规糢之巨。

文革后，这种一借不还的明借实抢行为在地方高官中蔚然成风。
例如，在南京博物院，部分省委领导凭借权力随意借阅名贵字画，即便时任院长姚迁认真记录并反复催要，也难以收回，姚迁1984年自缢身亡。
高层官员视国家文物为私有，借宝者逍遥，催还者反遭打击。
这些事件并非个案，而是权力体系中化公为私的常态。
借“研究”或“保护”之名，官员们将国宝纳入私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在战乱中对文物的爱护与保护，堪称感人肺腑的时代史诗。
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12月，蒋介石将北京故宫文物经五次惊险迁移运送至台湾，总计运送38万件珍宝与30万件古籍，历尽艰辛。
押运人员如庄严、那志良临危受命，以身护宝。
庄严一家随文物迁徙，妻儿在安顺窑洞一住就是五年，吃石子拌麦壳的“八宝饭”。
文物安全抵台后，蒋介石夫妇视文物如子，每周视察台北故宫，翻阅古籍，确保安全。
这些珍宝因赴台而免遭大陆文革浩劫，保存完整，而北京故宫则“有馆无宝”。
蒋介石的远见与押运者的牺牲，彰显中华英雄儿女们真正的爱宝护宝精神，与中共官员的掠夺与贪婪形成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打着保护文物的旗号，对普通草民往往草菅人命。
紫砂泰斗专家顾景舟一生致力于壶艺，其作品价值连城。
1990年，顾景舟与蒋蓉的多件代表作在展览中被盗，案发后，嫌疑人被抓，是某陶瓷厂的两名小青年，他们因赌博欠债，铤而走险。
抓捕后要判两人死刑。
顾景舟一下子失眠了，他不忍见年轻人为壶丧命，76岁的顾老夜不能寐，他想，壶已经追回来了，何至于死罪？如果还缺什么壶，他愿意以老迈之身，哪怕日夜抟壶，也无愿无悔。
他觉得无论如何，应该给两个年轻人悔过的机会。
之后，他找到领导，恳请对盗壶者网开一面，从轻发落，但当时正值所谓严打的政治运动期间，顾景舟愿望落空了。
他还不放弃，又写了一份请愿书，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顾某之壶，无非抟泥小技；蒙社会错爱，略有虚名。纵使壶值千金，亦不值一命之屑……普天之下，生命最为宝贵，若以顾某之壶，夺年轻之命，则顾某寝食难安。还请政府给他们悔过机会，浪子回头，迷途知返，生命为重。”
但请愿书寄出之后如石沉大海，顾景舟忧虑成疾，病倒了，那两个小青年，一个死刑，一个死缓。
得知后，他长叹一口气，说：“我的壶作孽了。”
顾景舟紫砂壶失窃事件，对比当下的南京博物院《江南春》流出事件，一个是窃宝者身份卑微，纵是当事人亲自出马求情也无济于事，照样杀无赦、草菅人命。
另一个是“借”宝者诸侯，高层借宝者安然无恙，文物流失却无人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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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直播，说故宫一件我一件，我一直以为是节目效果或者是从后面仓库里的藏品搞出来的。没想到直接把玻璃罩子里的拿出来了，超出想象了。
最近好多搞鉴定的组团去博物馆去品鉴，博物馆纷纷集体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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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即官有，共产即官产，各行各业各个角落莫不如此。

孤独的幸运者

吃干抹净砸吧嘴！贩卖文物不应该等同于叛国吗！哈哈，小老百姓随便有点啥传承的都应该被化为公共文物，这他妈随便拿随便卖，离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