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中国：从张雪峰英年早逝看社会对年轻人的绝杀

寂静回声

3月24日，张雪峰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无效逝世，时年不足42周岁。
紧接着全网刷屏，连《人民日报》等官媒都进行了报道。
在外人看来，张雪峰已经功成名就，早就可以享受生活了。
但一直以来，他始终停不下来。据媒体报道，张雪峰曾一天举办8场讲座，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4小时左右。特别是在高考志愿填报季，曾为了赶路和讲课，40小时不睡觉。
作息极不规律的同时，他还坚持跑步，甚至每年还会跑几场马拉松。在演讲里他说，跑完马拉松，感觉自己太牛X了，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3月22日，一名IP地址显示为四川的网友发帖透露，其友人自今年初起在一家小县城的殡仪馆工作。
据该友人口述，殡仪馆内公布死者信息的大屏幕上，那些数字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该网友在帖文中感叹：“2026年才刚开始，每天目睹这样的数据实在太可怕。这仅仅是朋友上班的一个小县城而已。
看完这些，还有什么好争夺、好想不开的？每个人来到世上时两手空空，离去时亦一丝不挂！唯有健康快乐时，世界才属于你，其馀皆如云烟！”

贴文下面，是该殡仪馆的“出灵公告”，里面列出了密密麻麻的死亡人员名单，以及年龄等信息。名单揭露了一个残酷事实：死者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其中一幅图显示的是2026年3月18日的名单，短短一个小时内有7名死者出灵，年龄最大的90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
在另一份2月24日的“出灵”名单中，年龄最大的只有45岁，最小的15岁，其馀包括18岁、25岁、28岁，30岁等。
对此，有网友评论说，
“这可不是什么北上广深天天熬夜抢救的三甲医院，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啊！”
“这还延迟退休？”
“海量个例罢了”。
自新冠疫情以来，中国不断传出大量年轻人猝死案例。。
据公开资料，今年1月至2月期间，已有多名年轻律师密集离世：
2月27日，南京徐雪涵律师去世，年仅36岁；
2月25日，上海陈伟伟律师去世，年仅43岁；
2月6日，北京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孙涛律师因突发意外离世，年仅35岁；
1月2日，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苏泽律师去世，年仅36岁；
1月18日，上海浦茂律师事务所闫亚峰律师因突发疾病逝世，年仅48岁。
今年1月份，有民众透露，年关将至中国疫情再现高峰，各大医院和诊所人满为患，但当局隐瞒信息。多地民众和殡葬业者披露，很多老人去世，年轻人猝死也多，殡葬行业和火葬场忙得不可开交，部分殡仪馆不断扩招人员。

多地出现救护车从小区强行绑架人的事件，被怀疑是否与摘器官有关。新年期间，某小区居民又拍到一名男子深夜被固定在担架上拉走。
该视频是一名男性居民隔着窗户拍摄，显示楼下站着几名男子，有人身穿黑衣，身份不明；有人传制服，看不清是公安还是保安。他们将小区的一名男子固定在担架上拉走，身边没有任何家属陪同。现场也看不到穿白衣的医护人员。
拍摄视频的男子惊呼：“这是谁呀？一个人拉走了？这咋的啦？”
网传事发2月14日，地点是江苏省某小区。但也有网民指出，视频中男子的口音像是东北人。
视频传到海外X平台上，网民纷纷留言感叹：
“活摘器官黑色产业链条中的一环”
“大过年的都没有办法阻止魔鬼杀人吃人”
“现在都是黑警协助绑架器官供体”
“为何公安不查失踪案？因为，查了出去就会查到自己”
“好好的一个国家就这样给糟蹋了”。
近年来，经常传出可疑救护车当街绑架市民的视频。最近又发展到救护车到小区内强行拉走居民，被拉走的居民惨叫呼救。

近日一段网络视频传到海外社交媒体上。视频拍摄时间地点不明，显示一名年轻男子披着一个巨大的披风，在人来人往的市场上行走，后面跟着一个人录像。披风上印有硕大的罗帅宇头像。
视频的配乐，显示出创作者不畏艰难险阻、坚持正义的决心。
海外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点赞，认为视频中的人是“勇士”。有网友留言：“在大陆环境下，这么做冒着很大的风险。”
有网民说：“街上大部分人根本不认识罗帅宇是谁。”
有人回应：“总有一天会认识。”
还有人表示：“就是这种坚持才可贵”
“行动改变未来”
“总需要人站出来”。
2024年5月，罗帅宇在宿舍楼坠亡。之后其父母持续在网上维权，控诉儿子是被谋杀。
罗帅宇家人公布的大量证据显示，他当年误投入湘雅二医院读研，被迫卷入该医院活摘器官的产业链。但他良心未泯，勇敢地收集了大量证据，并举报医院的罪行，结果是疑似“被跳楼”。
他的父亲公开表示，儿子是因为拒绝摘儿童的器官而被杀。
案发后，家属从他的手机和电脑中恢复了海量被删的证据，包括文件、群聊截图、录音和影像等。家属陆续公布的证据，包括该医院不惜“制造重病”来收割病患钱财，甚至给病人体内塞结石、割除病人健康器官等等。
其中最恐怖的是湘雅二医院大规模活摘器官的黑幕，包括医院急诊室成屠宰场和器官供体库、医院和社会上的犯罪团伙合作寻找供体、与多家医院协调活摘及分配器官等。
罗帅宇还保留了部分被活摘儿童的所谓“器官捐献文件”。其中一份文件中，孩子的“家庭住址”竟然登记的是某地的派出所。外界分析，这显示中共政法系统参与了活摘器官产业链。
罗帅宇父亲还公布一段录音显示，医院的一名“协调人”指示罗帅宇寻找12名3-9岁的儿童供体，并指导他如何收集儿童的血液。

近日一张疑似某次“器官移植”会议的照片，在网络热传。
照片显示，一名医生在台上演讲，屏幕上显示的演讲题目是“潜在供体的评估和维护”，演讲者是昆明第一人民医院ICU的黄志刚。
网民纷纷质疑到底什么是“潜在供体”，需要何种“维护”？
许多人痛斥医院，认为这种表述分明是将活生生的人当成牟利的商品，人性全无。
有人大骂，这些所谓的“器官移植大会”，就是一群魔鬼披着医生的皮囊，堂而皇之地研究如何吃人喝血。
还有不少质疑，所谓“潜在供体的评估和维护”，是不是事先挑选和监控学校里健康的孩子，给高官的“150岁工程”当备胎？
还有网民翻出其它诡异的截图，包括题为“人体器官潜在捐献者发现与评估”的演讲，以及菌群移植（即粪便微生物移植）供体要求必须是“高知人群”的筛选标准等，并大呼“恐怖”。

有关“潜在供体”（即潜在器官捐献者），党媒此前曾经给出解释。比如根据新华网2024年8月的一篇报导，由半官方组织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指导，国家人体捐献器官获取质量控制中心、中国医院协会器官获取与分配工作委员会、湖北省肝胆疾病学会等机构主办的《脑死亡潜在器官捐献者重症医学管理专家共识》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举行。
报导称，所谓“潜在器官捐献者重症医学管理”，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存和优化潜在捐献者器官功能”，“提高可移植器官的获取数量”，“保证器官获取的质量”。
根据报导，所谓“潜在供体的管理维护”，其实就是如何维护医院ICU的“脑死亡者”的器官质量，以利后续的摘取和移植。
报导还宣称，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由脑死亡患者捐献”。

此前党媒大量报导，青少年“脑死亡”后器官被同时“捐献”给多名病患。网民纷纷痛斥，每天进行成千上万台器官移植手术，哪来的这么多“脑死亡”？
根据党媒的报导，许多青少年仅仅因为骑车摔倒、打球跌断腿甚至感冒发烧，进医院后就突然“脑死亡”，然后医院就迅速找到多个匹配的器官接受者，光速安排多台移植手术。
网民纷纷质疑，是否医院为了牟利，用邪恶手法刻意制造“脑死亡”。许多死者家属爆料，家人莫名其妙“脑死亡”后，医院就威逼利诱家属同意“捐献器官”。
根据公开资料，已落马的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早在辽宁锦州市担任公安局局长期间，就和几名医生一起申请了一项“原发性脑干损伤撞击机”的发明专利。
医学专家指出，该机器的唯一用途就是“人为制造脑死亡”，为摘人体器官提供“合法性”。

抖音博主“东升百货”于2月19日分别发布两个寻人消息说，在抖音上有太多寻人消息，尤其是
“初一近两天失踪孩子太多，伤心病狂，大年也不消停！”
“正月初一太多的孩子失踪，不明真相的救护车到处都有”。
在同一天，IP位于陕西的博主“笑妈爱充电”也发布视频提醒说：“过年已有不少孩子失踪，大家一定要警惕。”
她表示：当地已发生多起失踪案，失踪的孩子最小的13岁，最大的19岁。
另外一名自称一直为失踪人口发声的抖音博主“巴神”同样在2月19日发布视频感叹：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失踪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人”，有几岁的孩子，有10几岁的小朋友，也有20多岁、30多岁的成年人，尤其成年人也失踪让人感觉到很恐惧。
比如，2月16日下午，陕西省汉中市西乡县城北街道19岁女孩任国艳在一处广场游玩时失踪；
2月16日晚上，某地柿子镇南坪村男孩李光达外出失踪；
2月15日晚间，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17岁男孩李文彬失踪；
陕西省咸阳市一名16岁女孩凌晨在河堤路失踪；
还有一个女孩（未注明地址）2月18日凌晨离家后失踪；
2月10日，山西37岁女子武青失踪；
2月5日，河南安阳28岁女子宋慧珍上班途中失踪；
2月10日，河南项城市丁集镇15岁女孩凡梦辞失踪。
据网友不完全统计，从2025年12月20至31日仅仅11天时间，全国35岁以下的失踪人口有136人失踪，他们来自于21个省份，失踪最多的是广东14人，其次是河南13人，河北和四川分别为10人，最小的只有8岁。
据海外社交平台披露的一份名单显示，2025年10月份的22天里，中国的失踪人数就有107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儿童，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年龄最大的为56岁。

对此，网友怒说：“疯了，疯狂了。
明抢人了”
“三十、初一，两天失踪人口抖音报导太多，这些恶魔趁过大年之机，疯狂……”
“每年，几十万失踪人口，可怜！”
“男女老少都不放过。
”“这是又配上型号了。
”“我看只要是失踪的人都难找到，可能他们都被卖到离死神不远的地方去”
“以前是养，现在是杀，失踪的性质变了”
“成年人好多都失踪了”
“恶魔在行动！危险就在身边啊！”
有河北网友说：“我们这里有孕妇失踪”。

2月16日，抖音账号“天夜”发布视频显示，他深夜站在马路边，正在与一辆救护车上的人员理论。
他在视频中斥责：“我在路边走路，他差点把我撞飞了，下车来还吼（训斥）我，真牛×。”
该账号IP地址显示“湖北”。视频中救护车的车牌以“鄂B”开头，显示是黄石市车牌。
在众多抖音网民关注摘器官罪恶之际，救护车的可疑行为备受关注。许多网友转发这段视频，并质疑是不是“配型成功了，直接撞倒拉走”。
此前网上就曾传出广西贵港女孩被汽车撞倒，在被强行擡上救护车时大声呼救的视频。许多网民怀疑当局刻意制造车祸，然后用救护车将选定的“器官供体”拉走。

这次湖北救护车撞人事件发酵当天，就紧急启动“舆论维稳”程序。据称涉事救护车所属的“湖北应急救援”随即发视频“辟谣”，声称救护车撞人后已道歉，并指控涉事男子“得理不让人”。
该视频显示的时间为16日凌晨1:08左右，当时一名男子独自在路边行走，涉事车辆左转时冲到路边，车头右侧撞到走路的男子。该男子被撞得往前踉跄几步，才稳住身子。车子停下后，司机下车与被撞男子交涉。
此外，“天夜”账号发布的原始视频很快被屏蔽。网民转发和讨论的视频也被删除殆尽。就在网民纷纷质疑当事人是不是已被“带走摘零件”之际，“天夜”账号从17日（大年初一）开始连发“报平安”视频，一再宣称“没事了”。但网民质疑这些视频“为什么不露脸”。
18日，“天夜”账号又发了一个露脸的“报平安”视频。不过视频中的男子疑似经过“滤镜美颜”，并非真人脸孔。
此外，还有网民披露，“天夜”账号竟然私信他要求删视频，口气带有明显的“官味”。网友们纷纷质疑“天夜”账号可能已经被公安劫持，并担忧涉事男子到底是生是死。

此事持续发酵，也让许多早年救护车撞人的可疑事件再度受到关注。有网民翻出2019年广东茂名市一名外卖员被救护车撞伤，再被另一辆救护车拉走的视频，质疑其中是否暗藏黑幕。
当年的视频显示，一辆救护车在路口左转时，突然冲向几辆正在等红灯的电动单车，将其中两辆撞倒，其中一名骑车的外卖员被撞伤。很快另一辆救护车到场，将外卖员拉走。
此事当年引发关注的原因，是网民质疑救护车执行任务时是否有“撞人的特权”。如今这段视频再度被翻出，网民的关注热点变成了这是否“拉走供体的阴谋”。
此外，还有一段2025年6月传出的视频显示，一辆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的救护车在马路上“救护伤员”，爆料网民披露伤员就是被救护车撞倒的。

知情人士向其透露，器官移植体系已形成一套高度系统化的“供体预处理”流程。在正式移植手术实施前，供体并不会被立即摘取器官，而是被转移至手术机构，接受包括HLA配型、传染病筛查及注射免疫抑制剂等在内的一系列医疗干预措施。
知情人士以工业类比说明：“现在有一个螺丝，要去配一个定型的套；在去配套之前，我就把螺丝要切成能够配那个套的样子。”
这一比喻揭示出，供体器官在移植前已被按照受体生理需求进行定向调理，目的在于诱导免疫耐受、降低排异反应，从而提高移植成功率。
这一机制意味着供体在器官被摘取之前，已长期处于受控医疗干预之下，承受持续性身体伤害。中国大规模建立血型与DNA数据库的行为，与“配型—调理—移植”这一流程高度吻合，构成制度性的证据链条。

知情人士明确表示，中国重要器官移植绝大多数采用“两个人面对面”的即时手术方式，即受体与供体同时在场、同步进行摘取与移植。而官方宣传中所谓“器官乘专机、走绿色通道”的模式，实际上仅占总体移植量的不足1%，且“更多是演给国际社会看的”。
这一披露具有重要的医学逻辑依据。心脏、肝脏、肺脏等重要器官在离体后存活时间极为有限：心脏通常不超过6小时；长途转运将大幅增加器官失活风险。“面对面”手术将转运时间压缩至最低，与前述“供体内调理”机制相互印证——供体已在手术现场完成预处理，受体抵达后即可立即手术。
“面对面”手术模式从根本上颠覆了官方所声称的“公民自愿遗体捐献”叙事。遗体捐献所依赖的器官转运体系与即时手术存在根本性的逻辑矛盾：若器官来源于已死亡的自愿捐献者，则无需在手术现场同时维持供体生命体征。“面对面手术”的存在本身，即是活体摘取的直接证明。

上述机制并非停留于理论层面，盛雪披露的多起具体案例为之提供了可追溯的个案支撑。
一名在长沙从事商业的人士，据称于2003年、2014年、2019年前后三度接受肝脏移植手术，费用分别约为18万元、30余万元（人民币，下同）。当事人在酒后坦承器官来自活体，并在被问及“这样至少要杀三个人”时予以肯定。这一案例揭示出器官移植在中国部分群体中已近乎常规化的医疗消费行为。
另有一名与南部战区空军后勤司令部有关联的女性，据悉接受了双肾移植，花费60万元，并另向主治医生支付30万元“红包”。知情人士特别提及，供体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军事医疗机构的深度介入，印证了外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共军队系统参与器官摘取的判断。
此外，还有一名旅居德国的华人女性，因在德国无法等到器官捐献排队，选择回国接受肾移植，并于数月后康复。这一案例折射出中国移植系统在“按需供给”方面的异常效率——而这种效率，在任何依赖自然死亡遗体捐献的正规体系中，在技术上均难以实现。

另一个引起全国轰动的案例，是2022年10月就读江西省铅山县致远中学的高一学生胡鑫宇在校内失联案，在经历了106天的寻找后，当地警方通报称胡鑫宇在学校附近以鞋带缢吊自杀。
据自由亚洲电台当时的报导，近一个多月来，中国多地接连发生十余起青少年失踪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舆论质疑，这些案件或与非法器官交易有关。报导引述专家评论指出，中国器官移植黑市庞大，背后牵扯到巨大的利益因素及官方的纵容态度。
共官方宣布的数字是每年器官移植数量在1万～2万之间，但有研究机构根据现有中国器官移植中心的数量、病床数量与周转率估算，中国每年实际移植数量约在7万到10万间。

在更宏观的国际视野下，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资深媒体人Jan Jekielek近日专访，介绍其新书Killed to Order的核心研究结论。
他援引多项独立研究及医疗文献分析指出，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真实规模远超官方公布数据；估计2000年代后期每年移植量已达6万至9万例。
Jan Jekielek特别强调，从未提供任何实质性反驳证据，只是持续诽谤揭露者,这本身即构成对相关指控的间接印证。他同时指出，相关问题不仅是人权议题，更涉及国际医疗合作与国家安全评估；其影响远超单一领域。、

近日，《杭州日报》报导浙江义乌34岁的外卖员欧超超1月15日心脏骤停，送医抢救后被宣布脑死亡。在其父母的同意下他的7个器官和两个眼角膜被捐献，并成功移植给了9个人。
此报导存在严重的虚假内容，认为是在掩盖中共摘器官罪行，欺骗民众。
据《杭州日报》报导，欧超超凌晨因心跳骤停被紧急送医抢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器官其实已经不能用了，因为器官的热缺血时间已超时。
从医学角度看，热缺血时间是器官能否移植的关键所在。器官在血液供应停止后到冷保存之前的这个时间，叫热缺血时间。这个时间越短越好，肾脏的热缺血时间通常为3至4分钟，肝脏是5至8分钟，心脏不超过30分钟。
“这些器官如果超过各自所需的热缺血时间就是一块肉，就根本不能用于移植了。”

无论欧超超凌晨在外卖中或在家中，他心跳骤停的那一刻，说明他的器官已经没有血液供应了，从那一刻起就要计算热缺血时间。
那么等人凌晨发现欧超超出事了，再呼救护车，再把他送进医院，再进行抢救，这个时间不远远超过了热缺血时间吗？
《杭州日报》称，浙江省红十字会确认，医院方摘取了欧超超身上的一颗心脏、一个肝脏、两个肾脏、一个肺脏、一段小肠等七个器官，以及两枚眼角膜，所有移植手术于1月21日全部顺利完成。
如果媒体所说“所有的器官移植都成功”属实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欧超超是被活着摘器官的，只有这样，他的器官的热缺血时间才能保障。
那么媒体报导欧超超的“心脏骤停”就不可能是真实的，那么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他因晕倒或受伤或突发疾病被送进医院抢救，随后“被脑死亡”，再被活摘器官。

针对“被脑死亡”这一现象，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移植科实习医生罗帅宇离奇坠楼身亡。从罗帅宇的电脑和手机中，其父恢复出来他三年来收集的揭露医院摘取器官黑幕的大量文件和录音。
罗帅宇所收集的资料中揭示了湘雅二医院一个“非法器官移植”的秘密套路，如病人进入急诊科后就已经被内定为“脑死亡”，然后被摘取器官，急诊科其实就是“停尸房”。
《杭州日报》在报导中根本没提欧超超是被送进哪家医院抢救的，以及被哪个医生主刀摘取器官的。这是有意的？

器官移植前无庸置疑必须配型，媒体说欧超超的器官救了9个人，那么除了两个眼角膜不需要配型外，另外7个人必须和欧超超的器官相匹配。
这7个人作为受体也许已在排队之列，早在医院储存了数据。那么欧超超的数据何以得到？
按媒体报导，欧超超的心脏骤停是突发事件，那么他的数据和指标是不可能在心脏停止了跳动的情况下做的。
给7个人的器官移植成功了，那就说明欧超超的器官和他们配型成功。是医院在欧超超生前就给他的器官做了严格的配型检查，因而他的数据储存在医院的数据库里了？
欧超超的器官是他父母决定捐献的，说明他生前并没有自愿捐献器官，那么医院怎么得到他的数据呢？当然，如果欧超超的心脏没有骤停，他被脑死亡的，那么他的器官还可以在脑死亡的情况下配型，那就不是捐献器官了而是活摘器官。
仅上面的两点，就说明媒体的报导严重失真。

根据香港和马来西亚媒体报导，今年2月底，马来西亚籍华裔潜水教练郭迦隽带女友前往中国福建旅游时，突发意外，后来“因伤势过重不幸脑死”，终年34岁。
报导称，郭迦隽的母亲与姐姐分别从马来西亚和迪拜赶往福州，与他做最后告别。母亲决定“尊重郭迦隽生前乐于奉献的精神”，同意捐献他的器官。最后通过福州红十字会安排，于上周五（3月6日）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取出他的肝脏、肾脏和角膜组织，“帮助三人延续生命、二人重获光明”云云。
报导说，这是中国福建省的所谓“首例外籍人士捐赠器官案例”。
消息传出，台湾网友纷纷质疑：
“国内器官库不够用了？”、
“国有器官跃升为国际器官”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敢去中国旅游”
“马上就能找到5个匹配的，这么巧？”
更有马来西亚网友惊呼：“开始把魔爪伸向外国人了吗？”
网友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多年前，就有来自台湾等地的游客在中国就医手术后，莫名其妙丢失一个肾脏的报导。
近年来，各地党媒密集报导中国病患“脑死亡捐献多个器官”的事件。网民质疑可能是医院“完成器官配型后人为制造脑死亡”。事实上，在党媒报导中，部分“脑死亡”病患的住院原因非常离奇，包括骑自行车摔倒、打球摔断腿、感冒发烧、嘴角起泡等，但入院后突然因各种奇葩原因“病情加重脑死亡”。
在社交媒体上，部分网友讲述了亲友住院被通知“脑死亡”，但在家人坚决拒绝“捐器官”后又“神奇康复”的经历。

近日社交媒体热传一段视频显示，某地的街头，一名穿黑衣的少年被四名穿白大褂、戴口罩的精壮男子死死地按在地上，口中不断高喊“我妈就快来了”。少年双脚没有穿鞋，疑似曾被追逐和暴力压制，过程中将鞋子甩掉。
因为四名男子的穿着和行为可疑，围上来多名市民，试图营救被抓的少年。一名女子询问地上的少年：“你叫什么名字？”也有男子斥责四名男子的做法违法：“你们没这个权力。”

有人警告要打电话报警。这些男子嚣张地回应：“随便打，打啥都行。”有人又说：“那你也不能按着他呀。”这些男子又回答：“那他跑了怎么办哪”，“没办法”，“他有自杀倾向”。
该视频在社交平台被大量转发，并引发热议。目前视频已被封杀，发布视频的账号也被屏蔽。但抖音平台还留存大量搜索记录，显示事发地点可能是河北廊坊市。
网民纷纷留言：
“恐怖，明目张胆了”
“穿白大褂的不一定是医生”
“所有医院的工作服上都有logo，如果没有就是假的”
“穿白大褂也就算了，为什么戴口罩遮脸”
“态度那么嚣张，看来公安也奈何不了他们”
“都是一伙的”。
有网民猜测，可能是要强行把人送去精神病院。也有人怀疑可能是拐卖孩子。更有人认为可能是被锁定的供体，要抓走摘器官。

广州居民高飞近日向五部委寄送公开倡议书，要求立即全面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并发起公民联署，目前有近450人连署，引发广泛关注。
高飞在倡议书中表示：“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且唯一的整体，绝非国家机器或利益集团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
高飞于2026年3月8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国家监察委、国家卫健委五部委寄出《紧急倡议书》。相关邮件于3月11日至12日被签收。

该倡议书题名为“守卫生命底线：关于全面审查并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的紧急倡议书”，并在网络发起联署行动，截至3月19日，联名签署已达到440人次。
倡议书指出，自从强制推行器官移植“合法化”以来，社会的恐慌情绪不断上升。大量涉及“脑死亡”的案例精准地集中在年轻群体，分配过程为暗箱操作，“隐秘犯罪”、“器官黑市”的说法不断涌现，社会信任与安全感受到强烈冲击。倡议书呼吁全面审查并暂停人体器官移植业务。
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3月12日来电告知高飞，公安部已收到该倡议书。然而，来电人员询问的是高飞是否掌握“某一例器官移植涉嫌非法的具体线索”，而非正面回应倡议书中提出的制度性问题。
3月19日，高飞收到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信访办公室的书面告知，称审查并暂停器官移植业务的信访事项“不属于本机关及下级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并依据《信访工作条例》指引其向卫生健康部门提出。
与此同时，高飞的微信朋友圈内容遭到全面屏蔽，公民联署网页链接被停止访问，其微信公众号在使用数日后被永久封禁。
在发起倡议的过程中，高飞本人面临持续压力：凌晨接到警方电话，被要求“到派出所了解情况”，住所因房东“改造”而被迫迁离，陷入无处落脚的困境。
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公开所有与官方的沟通内容，并明确表示：“如果政府什么都见不得光，我们都不用活了。”

高飞表示：“我要求的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性的政策问题。这个问题带给整个社会的威胁和恐慌是真实具体的，政府部门无视民间社会的恐慌和焦虑，本身就是政府的失位。”
他指出，官方此前曾披露，2016年至2020年间每年失踪人口均不低于100万人次，其中2016年高达326万，而2021年之后相关数据全面消失，器官移植数据同样陷入“信息黑洞”。
他说：“你没办法去说清楚它到底为什么这样，因为整个系统的信息是完全不透明的，老百姓是没办法知道的。”
高飞强调，信息公开是政府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不应等到公民反复申请才被动回应。他认为，在关键数据持续缺失、公众无从核查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器官移植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对生命进行不可逆处置的高风险行为”。
高飞明确要求五部委就“是否同意立即推动暂停器官移植业务”给出正面书面答复，而非以个案询问方式敷衍回应。
高飞指出，在现有医疗保障体系尚存重大短板、大量民众因病返贫的背景下，官方却不断向公众推动器官捐献动员，这种“一边保障缺失，一边索取器官”的逻辑，令民众感到极度不安。
警方已通过非常规手段追踪到与他有过接触但未有通讯记录的朋友，并联系其湖北老家村委了解情况。他担心自己会被“失踪”。

联署者认为，社会焦虑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中国每年存在大量人口失踪，且相关数据在2021年后突然中断；二是器官移植数量增长与常规供需逻辑不符。
现行《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规定，活体移植仅限近亲之间进行，但部分公开案例与该规定存在明显出入。
更关键的争议在于死亡标准。中国法律以“心脏停止”为唯一死亡认定，而器官移植实践普遍依赖“脑死亡”判定，两者之间存在制度性冲突。（延伸阅读：中共活摘黑幕曝光：活人被圈养器官待摘）
海外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绍平表示，中国器官移植规范目前仅以国务院条例形式存在，立法层级较低，且与上位法存在明显冲突。
“脑死亡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成立，但中国绝大多数器官移植都需要在心脏仍在跳动时进行——这意味着，在法律层面，摘取器官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杀人。”他说。
吴绍平进一步指出，现行法规虽设有“移植伦理委员会”，但本质上属于“内部审查”，而中国红十字会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难以保证公正性。

海外人权律师许思龙对高飞的行动予以肯定，高飞的倡议至少具有三重意义：让器官移植与失踪人口这一议题持续发酵；推动更多人正视两者之间的关联；并向高层传递民间反对声音。
他认为，器官移植本身并不必然违背人道原则，问题在于制度设计与执行的根本差异：“民主国家的器官捐献是公益性的，排期公正。但把器官移植做成了产业，这已经违反了最基本的人伦原则。”
许思龙还指出，在缺乏透明机制的条件下，巨大的市场需求与利润空间，为非法摘取器官提供了持续的驱动力。
当社会层面的担忧与焦虑在网络上蔓延时，部分来自中国体制内部的声音，为外界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观察视角。
人权律师沈国梁在采访中直接将器官摘取定性为“已经成了一个产业”，并警告称：“摘器官相当普遍，所有人都没有安全。”
他呼吁海外各国政府和民众不要将这一问题视为中国内部事务，“它正在不断蔓延”，并认为这是“这个星球上最血腥的反人类罪恶”，应当立即采取行动加以揭露和制止。
一名自称曾亲身参与执行死刑的警察蒋承平，则讲述了一段令人震惊的亲历证词。他描述，大约在十五六年前，他曾执行枪决，死刑犯倒地后仍在抽搐，随即被送上旁边停靠的解剖车，就地摘取器官，再直接将尸体拉往火化车销毁。
“当时我打第一枪，他还在抽搐。我想翻过来再补一枪的时候，已经不让了，必须马上摘。”蒋承平表示，彼时他知道的“90%以上的器官提供者都是死刑犯”，且优先选择已与家人断绝关系、无人收尸者。他坦言：“这违不违法？人家说了算。”
民众赵子锐表示：“‘活摘’已激起广泛民愤，人心惶惶，晚上都不太敢出门。”

山东省民众陈雅惠则描述了当地日趋紧张的社会氛围：“失踪人口特别多，街上来往的人越来越少，家长都不让孩子出门，连上学都不放心。”
她表示，这种恐惧已从南方扩散至北方省份。
高飞对五部委的等待并非无限期的。他透露，若在规定期限内未收到正面回复，将把所有公民联署名单作为民意证明提交有关部门，并视情况启动第二阶段行动，包括准备提交游行示威申请。
他强调：“这绝不是一场向官方的恳求，而是与漠视甚至吞噬生命的邪恶力量的长期博弈。”

实际上，中国的器官移植黑产业链，很早就被爆光。吴绍平认为，从根本上看，现有体制框架内的改革空间极为有限，因为器官移植所形成的利益链条已深度嵌入权力结构之中。他说：“法律上有名义，总比没有名义要好用——他们不会主动关上这扇方便之门。”
他还指出，将庞大的器官资源作为笼络和影响他国权贵的筹码，这使得这一问题已超出单纯医疗伦理范畴，而具有更深层的地缘政治含义。
许思龙则将倡议的意义落脚于公民责任层面：“做事之前不要考虑有没有用，必须要发出这个反对的声音，想方设法来。”
他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中国器官移植问题展开独立调查，收集可供法律定案的证据，并通过国际法律机制追究责任。
高飞在倡议书中写道：“每一个生命都是神圣且唯一的整体，绝非国家机器或利益集团可以拆解、流通的生物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