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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视剧《VIVANT》走红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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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前天 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日本人气电视剧《VIVANT》是日本TBS电视台近年最受瞩目的大型原创电视剧之一。2023年第一季播出时,因剧情融合悬疑、国际政治、间谍活动及意想不到的反转,在日本引发广泛讨论,最终回家庭收视率达19.6%。
第二季于2026年7月26日开播,采取连续两季、约半年的长篇播出形式。首集关东地区家庭收视率达18.8%,开播即受到关注。
第二季将中设定为日本情报机构的重要敌手,相关剧情近期引发官媒批评,也使这部电视剧从娱乐话题延伸至日中关系、国家安全及企业经营等议题。

10月4日播出的《VIVANT》第二季第9集(全剧第19集),主要讲述日本自卫队秘密情报组织“别班”五名成员遭到中国虚构情报机构“シンシー”(中译“信息”)绑架及拘禁后,主人公乃木忧助与弟弟诺可尔联手展开营救行动。
剧中,“信息”负责人樊林杏指挥情报人员,试图从被捕的日本情报人员口中取得国际秘密组织“Tent”的机密情报。中情报人员对日本“别班”成员施以酷刑,包括切断手指、以刀具刺伤腹部等,并威胁如果其他被捕人员继续拒绝交代情报,将每天处决一人。
央视微信公众号10月25日发表评论,批剧情“极其离谱”,称剧中切断日本情报人员手指、刺穿腹部等手段,与侵华日军使用过的酷刑“高度重合”。
央视还批该剧“颠倒黑白”,“刻意制造对立、煽动敌意”,并称“娱乐化包装的敌意,比赤裸裸的宣传更危险”。
央视称,该剧美化日本海外行动,模糊自卫队的职能界线。
10月26日,《环球时报》也刊登评论文章,批该剧将中国情报人员塑造成残酷的对手,透过影视作品塑造中国威胁形象,并将其与日本扩大军事及情报活动的政策联系起来。
对此,TBS社长龙宝正峰于10月28日记者会上表示,电视剧是完全虚构的娱乐作品,制作方无意敌视或贬低任何特定国家,也没有煽动国家对立的意图,没有传递会伤害国民感情的讯息。

《VIVANT》第二季新增重要反派组织“信息”,被设定为中国安部体系下的秘密情报机构,主要从事海外情报搜集、秘密监控、情报渗透及秘密行动,其主要对手则是日本自卫队秘密情报组织“别班”。
换言之,编剧将“信息”设计成与日本“别班”相对应的中情报组织,借由两个虚构机构的对抗,呈现日中情报力量之间的冲突。
“信息”的头目为樊林杏,剧中身份是中国安部第六局局长,掌握该组织的指挥权。剧情将她描绘成具有高度情报判断能力、行事冷酷、擅长操纵情报网络的高层人物。
“信息”的海外活动基地被安排在虚构的“戈尔巴德共和国”,其中重要据点“沙基城”是一座城堡式设施,主要用于秘密拘禁及审讯情报人员,日本“别班”成员遭捕后便被关押于此。
第二季的主线除了营救被捕的日本情报人员,还涉及核融合技术及掌握相关技术的外国人物。“信息”试图透过情报渗透与控制相关人员,取得重要技术及情报。
编剧将日中情报冲突与尖端科技、技术安全及国家战略利益联系起来,使剧中的情报战从传统军事情报延伸至能源科技及高科技竞争。

伴随《VIVANT》在日本走红并引发中日舆论争议,这部作品也反映出日本影视作品对中国的描写方式,以及日本社会对情报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日本影视作品开始直接触及中国这个现实国家。日本《东洋经济ONLINE》10月16日刊登评论指出,日本电视台直接将现实中的国家设定为敌对角色并不常见。这一变化的背景在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认识的转变”。
作者指出,2023年播出的第一季虽然涉及国际局势及情报活动,但以虚构恐怖组织“Tent”作为对手,与现实国家保持一定距离;
第二季则直接将中国设定为情报对手,反映日本影视作品描写国际政治及安全保障议题的方式出现了变化。
其次,日本社会对情报机构及国家安全的关注增加。《朝日新闻》GLOBE+及JBpress近期分别从情报机构实际运作及“别班”历史背景进行分析。
这些讨论显示,日本对情报机构的关注已不再局限于影视作品,而是逐渐成为现实政策议题。

《VIVANT》引发的争议也从影视作品延伸至日本企业的商业活动。官媒批评该剧后,三丽鸥中国子公司于10月28日宣布终止与该剧的联名合作,并停止后续相关企划及宣传活动。三丽鸥日本总公司于10月29日发布正式公告。
《东洋经济ONLINE》10月30日刊登评论指出,三丽鸥原本难以预测第二季的具体剧情及海外政治反应,但事件发生后,企业必须在中国市场、品牌形象及其他消费者的反应之间作出取舍。
评论强调,影视作品引发的政治争议,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日本企业的市场风险及商业决策压力。
从《VIVANT》引发的争议可以看到,影视作品中的国家安全叙事,已与现实中的日中关系、情报体制改革及企业商业活动相连。这场争议不仅涉及一部电视剧如何描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中安全挑战的关注,以及政治舆论对企业经营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日本政府近年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并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以强化政府高层对情报活动的战略规划、部门协调及情报分析能力。
日本政府推动改革,与中带来的安全挑战密切相关。nippon.com分析指出,改革背景包括中国对日出口限制、网上假讯息、舆论操作及网路攻击等问题。这些因素促使日本重新检视情报搜集、分析及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8月6日发表的分析则指出,中国、俄罗斯具备较成熟的海外情报活动能力,而日本缺乏专门的海外秘密情报搜集机构,面临一定的能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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