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 政策

寂静回声

可以说，这次猪价波动，直接原因和非洲猪瘟影响有关，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更为复杂，它涉及到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环保、土地等综合因素。
猪作为一个大宗农产品，其市场总体上是比较平稳的，国家调控一直都有。有那么几年，A村的养殖户也享受了50元/头能繁母猪的补助，但有经验的养殖户都说，这种补助政策要不得。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补助政策出台时，恰恰是存栏较少，但猪价极高的时候，养猪户肯定是赚的。这时候补助，对养殖户而言意义不大，但无疑意味着鼓励养殖户扩大生产，必定造成下一个周期的猪价大跌。

2014年开始，全国的环保政策开始收紧，A县也适时推出了压缩养殖规模，消灭家庭养殖政策。具体而言，通过环保、土地以及猪舍拆迁补偿等综合政策杠杆，迫使退养殖户退养。客观上，A村的生猪养殖的确造成了生态污染。A村本是山清水秀之地，但发展养猪业后，人们不敢下河，更不用说喝水。并且，很多猪舍就盖在良田上，非要按照农业和土地法规，也是可以治理的。再加上恰恰这几年猪价低迷，一些养殖户也无心养殖。而且，不少村民又在政府的政策鼓励下，发展林下经济，种植林芝、百香果、金线莲等。尽管转产效果不佳，但A村在2017年还是成了无猪村。
2018年受非洲猪瘟的影响，猪价低迷，很多养殖户都感叹，幸亏清栏及时，否则必定造成一大批养殖户血本无归。而今猪价又大涨，不知A村的村民作何感叹。中国的养猪业，其实一直是国家和市场双重塑造的结果。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实上，不少地方政府都曾闹出过“逼民致富”的笑话，非要农民生产经营某个农产品。结果，政府鼓励生产什么，什么就亏。A村的农民或许是幸运的，养猪业虽然很难说是成功了，却也不算失败。这些年，“农民增收”已经不再是三农政策的重心，各地出于环保和菜篮子工程的双重原因，政府倾向于放弃家庭规模养殖业，转而鼓励支持大型养猪厂。

2007年，国家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推动畜牧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转型的方向是“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并通过“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生猪标准化养殖小区”等项目进行推动。在政府补贴的刺激下，万头养猪场和千头养猪场不断涌现，农户散养进一步消逝，而农户规模养殖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不少经济发达地区，明确划定了禁养和限养区，A村养猪业也就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衰退的。

当然，那些本来就有明显的灰色性质的养猪业，早就被治理了。比如，大多数城郊村都有过养猪业。一些外来人口租用村民的闲置土地盖起养猪场，具有极强的市场竞争力。一是猪食可以就地取材，收集餐饮业的潲水，极大节约了成本；二是出栏的猪，也可以极为方便地进入市场，这又少了一些中间商的利润提成。这些年，城郊村的养猪业亦因环保的原因而被关闭了。华北某县的非洲猪瘟防控。该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养殖业和果业都有一定规模，两者之间还形成了一定意义的循环农业。

但2018年非洲猪瘟形势严峻，周围几个县都发生了疫情，唯独该县没有发生，成了“孤岛”。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该县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严防死守。

坚持了几个月后发现，养殖户的存栏在不断下降，而防控的成本却居高不下。县政府测算了一下，这个防控支出足以补贴养殖户退养补贴。

关键是，养殖户在悲观的市场预期下，也难以坚持，都希望政府“干预”。于是，到了2019年初，该县作出决策，全县退出养猪业，同时宣告非洲猪瘟防控解除预警。这么看来，这其实是一个皆大欢喜的选择。只不过，局部合理，往往会造成整体不合理。地方政府对养猪业，无论是支持也好，还是抑制也罢，其市场效应都不绝对取决于其理性决策。
点评：
治国就像和面，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不让养猪，不够吃了再鼓励养；不让生娃，不够用了再鼓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