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回忆中国生命科学之父——林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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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全世界华人设计最漂亮的生理学实验是1964由林可胜所做的狗的脾脏交叉灌流实验。他以此鉴定镇痛药物作用在外周还是中枢，首次证明阿斯匹林镇痛在外周，是镇痛和阿斯匹林研究的里程碑。

林可胜是首位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人科学家，他是有卓越成就的科学家，是协和初期主要的医学教育家之一，是规划了全中国军医培养体系的将军。

二战期间，罗斯福总统要求斯迪威将军给蒋介石授勋，斯迪威说，我要吐了，但他很高兴给林可胜授勋。

撰文 | 饶毅

这里想谈一位在中国近代科学(特别是对中国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发展史上起了奠基作用的人——林可胜(Robert K. S. Lim)。

林可胜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还是一位有趣味的多才多艺的人。林可胜却基本上不为中国大众所知、甚至也几乎为中国生命科学界遗忘了。2001年，我在美国田纳西州的范得比尔(Vanderbilt)大学作学术报告时，遇到一位受过林可胜影响的美国教授，使我想提笔把这些年来从不同渠道得知的一些林可胜的故事记录下来。

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是原籍福建厦门的新加坡华侨，据说曾是孙中山的医生，以后是厦门大学的创校校长。林可胜生于1897，他在海外长大，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念医学院、并继而接受研究生教育获博士学位。他1924年回中国，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1949年赴美，先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任研究员，后在迈尔斯药厂研究部门(Miles Lab)任实验室主任，1969年去世。

1920年代，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都还在起步阶段，一般能把大学课程开好就很不错了，本就不多的研究工作中又有相当的是类似测中国人血红蛋白量或骨头长短一类的，研究虽然重要但却非常原始。那样的背景下，林可胜是中国早期能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为数极少的科学家之一。他在生理学和神经科学领域都有很好的研究。这一方面是当时洛克菲勒基金资助成立协和医学院，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并有提倡科学研究的风气。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仅有外界条件是不够的，林可胜自己的学识、才能、和努力也是他取得科学成就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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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胜对科学有持之以恒的热爱，在他逝世的1969年，他还有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生理学年评》。他的主要研究工作是胃肠道生理和神经生理。他在痛觉方面有一项研究是用实验方法区分外周镇痛药和中枢镇痛药。



痛觉对于保护人类非常重要，没有痛觉的人难以长期健康生活。先天缺乏痛觉的人会出现认知偏差，难以活到成年（Dearborn, 1932；Landrieu, Said and Allaire，1990；Nagasako, Oaklander and Dworkin，2003；Cox et al., 2006）。痛却又经常让人们难受，人们时常希望能够有镇痛的方法。



一般来说，伤害性刺激由于其物理、化学性质可以特异地激活痛觉神经末梢，由痛觉神经传导信息至脊髓，上传至脑，从而引起痛觉（Basbaum et al., 2009）。

长期的研究证明，痛觉传导通路与其他体躯感觉如温度、触压、痒的传导通路是分开的，而不是其他感觉过度强烈后成为痛觉（Perl, 2007）。对于痛觉传导神经非常重要的钠离子通道蛋白Nav1.7及其基因SCN9A已被发现，致其功能增加的突变导致自发或轻微刺激就出现痛觉（Yang et al., 2004），而其缺失导致无痛（Cox et al., 2006）。因为它是痛觉神经特异的，所以这些突变不影响温度、触压等其他感觉。

镇痛的药物可以在外周发挥镇痛作用、也可能在中枢发挥镇痛作用。


1964年，当时在美国Miles药厂工作的林可胜发明了区分药物是在中枢还是在外周起镇痛作用的方法（Lim et al., 1964）。

林可胜的实验设计是：将一只狗（受体狗，R）的脾脏完全与其自身血流分开，而接受供体狗（D）的血流灌注，其他照常。也就是说，R的其他器官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继续由R的血流灌注，R的脾神经也原封不动。已知通过血液给R的脾注射缓激肽会引起痛疼（通过狗叫、呼吸和血压监测）。在给D注射阿司匹林时，可以抑制痛觉，而给R注射阿司匹林时，不能抑制痛觉。

这些实验说明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在脾脏（外周）发挥，而不是在中枢神经系统发挥。同样的实验，如果注射吗啡，只有注射到R才能抑制痛觉，而注射到D则没有用，说明吗啡镇痛作用不在外周发挥，而可能在中枢发挥（Lim et al.,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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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胜是最早为世界科学界推崇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是协和第一位华人系主任。



当时的协和，待遇与西方相近，可以招到很好的教授。协和解剖系早期的系主任Edmund Cowdery 回美国后是我们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解剖系主任，协和药理系还曾招聘哈佛医学院药理系主任克来耶(Otto Krayer)，因为哈佛医学生喜欢克来耶而抗议，使他没有离开哈佛去协和。这些都说明当时协和的吸引力，同时也说明当时协和多数系科由非中国人主持。林可胜成为协和第一位华裔系主任，是其能力服人的表现。



1957年，迈尔斯药厂研究部门聘请林可胜去创立研究部门和主持一个实验室时，不是因为林可胜是药理学家，实际上，林可胜是生理学家。我在范得比尔大学遇到的那位教授曾在1962年左右到林可胜实验室工作过一个暑假，他的感觉是，迈尔斯药厂是因为对林可胜的研究水平和名声的信服而聘请他。在那里，林可胜可以自由选题，并不一定要研究药物。林可胜也是迄今为止在权威的年评杂志系列发表过综述文章的人数不多的华裔之一。



1942年，林可胜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65年，为美国科学院院士。那个时期，华裔中其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有：物理学家吴健雄(1958)、数学家陈省身(1961)、应用数学家林家翘(1961)、物理学家李政道(1964)和杨振宁(1965)。这几位最早为国际科学界推崇的华裔科学家中，以林可胜在中国的工作为最长，实际上，他的事业有相当部分是在中国的。



因为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在中国开展科学研究和教育，林可胜对中国早期的科技教育，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作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因为林可胜的活跃，他在中国的工作不仅限于自己的研究，他对中国科技发展多方面起了很重要作用。他创办了英文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在中国当时没有其它生命科学研究性杂志的情况下，这个杂志是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唯一杂志，范围覆盖了生命科学多个领域。主编这个杂志的还有香港的安尔(H. G. Earle)、协和药理系主任伊博恩(B. E. Read)和协和生物化学系主任吴宪(协和第二位华裔系主任)。《中国生理学杂志》内文章的质量之高，在三、四十年代甚至出现了当时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神经生理学家埃科斯（John Eccles, 196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翘首以盼这本杂志的时期，这是中文科学刊物史上突出的记录。可惜这样的记录在这个杂志分成大陆和台湾的两个杂志后，就很难说再能达到了。林可胜也曾任过中华医学会会长。1948年，林可胜作为中国生物医学的自然领袖，对中央研究院设立院士制度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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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以后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