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寂静回声 于 2021-4-3 16:09 编辑
摘自《大国战略：世界是如何被统治的》宗教知道如何与穷人交谈，并吸引他们投入自己的怀抱。——阿敏·马卢夫
政府通常会说他们做某事或者不做某事是为了贫困者、边缘人群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的利益。虽然原则上，国际组织和富裕国家都国际组织和富裕国家都希望促进贫穷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然而，这种善行实际上也是用于追求地缘政治目的。许多革命是以穷人的名义发动的，最后革命精英夺取了政权，成了另一个更具压制性的政权。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团体吸纳贫困者、边缘人群，宣扬对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救赎”。动员他们非常简单，只需向他们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想法，向他们承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甚至告诉他们，他们将是拥有特权的，至少不会有什么不平等。谁会不响应如此讨人喜欢的言语呢？特别是今天，媒体有可能知道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公正的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尽管内心深处，人们怀疑空口承诺，但是对那些生活在贫困或不稳定之中的人来说，任何一根秸秆都可以成为救命稻草。他们想的是，自己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至少还有收获的希望，无论是眼前还是未来。
一、对奴隶制的操纵 关于美国内战的真正动机，有一种观点认为，废除奴隶制主要是为了获得部分人口的支持，以增强作战能力，而不是亚伯拉罕·林肯所说的理想主义果实。从林肯的一些陈述中可以推断，他对在短期内终结奴隶制甚至实现种族平等持怀疑态度。南方和北方之间的主要矛盾可能是关税标准不一致，林肯提倡保护主义，而南方捍卫自由贸易政策——林肯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只会使英国受益。我们必须牢记，在历史的长河中，奴隶制和经济密切相关。在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人著作中，就有关于奴隶作为社会一个阶层的内容。尽管今天某些地方仍然存在奴隶，但奴隶制度只延续到了19世纪末。当社会开始积累财富并拥有剩余商品时，就会考虑社会差异化和将人力用于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任务。这些富裕的社会认识到将被俘的敌人变为奴隶比杀死他们更有利可图。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这种背景发生了变化，因为生产和劳动的机械化意味着人工劳动不再具有与以往一样的重要性，而且养奴隶比使用机器更昂贵。因此，美国南北战争的主要战略原因或许是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与以工业为主的北方争夺经济权力。南方以农业为基础并认为畜奴更有利可图；而北方认为奴隶制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新社会无法承受的负担。
二、以穷人名义进行的战争和革命 接近那些不幸的人，并把他们抱在怀里！——何塞·马蒂列宁说过，穷人、工人和失业者支撑着游击队的事业。事实上，正是这位革命领导者发动穷人，推翻了沙皇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的不平等、贫穷、政治动荡以及沙皇的无能统治和残酷镇压。例如，1905年1月22日，在圣彼得堡的“血腥星期日”事件中，沙俄帝国卫队镇压了工人的抗议并杀死了数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有人说革命总是依靠人民主权理论去夺取权力，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右翼极端主义者也利用人民和危机。对于革命者来说，要击败的敌人是富人和特权者，而右翼极端主义运动却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外国人和不同政见者。这就是纳粹的行动方式，他们指责犹太人应该为“一战”后德国的贫困负责，并谴责一切雅利安人以外的人。在今天的欧洲，在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一些人毫不犹豫地指责移民和难民；各种政党为获得更多选票，将移民与安全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有些西方国家将自己视为普遍正义的捍卫者，声称自己寻求善恶之间的明确界限。当然，这些国家总是按照自己的衡量标准来定义捍卫者的概念，并以捍卫人权和消灭贫困的名义为自己的军事行动辩护。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也会做一些公益之事，但是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1798年5月，法国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率领一支庞大军队征服埃及。法国政坛对埃及感兴趣的理由并不新鲜：在一个世纪前，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曾建议法国的路易十四控制埃及以破坏荷兰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威。然而，法国这时的敌人是英国，所以路易十四的计划是通过埃及去联合印度攻击英国。该任务的地缘政治目标是破坏英国的影响力和权力，它运用了穷人战略以证明军事干预的合理性。早在1797年，法国驻埃及领事就曾表示，由于埃及人民正在受到一个腐败的压迫性政府的迫害，所以进行干预的时候到了。正如安东尼·F. 朗所说，法国大革命思想体系提出有义务去解放那些被落后政府压迫的人。
三、人道主义援助的副作用 对该战略的另一种解读是人道主义援助。典型的例子是法国与一些非洲国家（主要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往来和军事合作继续保持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正如政治地理学家雅克·列维所详述的那样，后殖民时期，法国势力在非洲的存在使得法国公司能够获得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并拥有法国定价和管理的金融体系的独家使用权。人道主义援助具有根本性的副作用，改变了人们的饮食和消费习惯，使他们成了未来潜在的消费者。历史中的大突破、大成就通常是在混乱、灾难、战争等情况下取得的。长期以来，不少人利用混乱、灾难、战争等最迫切的情况，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总有人渴望从穷人身上获利。在非洲、中东甚至在欧洲的难民营，寻求保护的穷人常常被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敲诈和剥削。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以帮助为幌子出卖求助者，或者利用他们从事卖淫和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正如法国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让·保罗·萨特所说：“无序是已建立秩序的最好仆人…所有混乱和破坏都会使弱者更弱，富者更富，强者更强。” 由演员乔治·克鲁尼和人权活动家约翰·普伦德加斯特所创立的旨在监督武装冲突期间资金流动的哨兵组织，于2017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责南苏丹的一些将军和高官在国家陷入混乱且遭受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仍然攫取大量财富。具体来讲，南苏丹政府军陆军中将马利克·鲁本·里克的年薪超过了4万美元，他在肯尼亚商业银行常用账户的流动资金超过了300万美元，多笔转账金额甚至超过70万美元。这笔资金可能来自在南苏丹设立的各种外国公司的黑幕交易。对于一个因为战争有25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0万人死于饥饿的年轻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丑闻。如果把“干预”和“人道主义援助”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就会得到“人道主义干预”——用英国社会学家马丁·肖的话说，西方一直以此为借口进行军事行动。这些人道主义干预在帮助、拯救穷人和弱者方面或多或少可能是合理的，甚至可能真正是为了促进人类发展和保障人类安全。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只在某些国家实施人道主义干预，而不在其他国家实施？这些问题的答案与为什么利比亚问题适用保护责任原则，而叙利亚或南苏丹问题却不适用保护责任原则的答案相同。人道主义援助及对贫困人口的援助，也被用于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行动当中，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军事和地缘政治目的。这是根据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2001年所说的话得出的推论，当时他试图说服非政府组织前往阿富汗作为“倍增力量”为白宫服务。军事行动与人道主义援助之间的关系复杂，从人道主义行动角度来看，要找到军事行动的理由并不容易。因为人道主义行动的原则基于中立性、公正性和独立性，所以，如果人道主义行动是为军事目标服务，那么这些原则就会受到侵犯，甚至被完全扭曲。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有时，为了很好地执行任务，人道主义行动需要一支保障其安全的军事力量的支持。
四、后现代的“老虎” 卡普兰谈到了一种新的后现代的“老虎”，这种“老虎”就是指那些面对真正的不公正而咆哮的人群。他们对战争和以平民为目标的国内冲突咆哮，在面对社会和政治危机时也是如此。“老虎”由来自欠发达国家的渴望改变的公民和来自发达国家的沮丧的年轻人组成。正是在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数年轻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也就产生了更强的挫折感——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年轻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却无法获得相匹配的工作，他们越来越担忧，越来越感到自己无法成为中产阶级，甚至担心自己陷入贫困。“老虎”同样包括一些老年人，他们担忧自己的未来和后代的未来。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情况那样，“老虎”可能被某些宗教团体或任何类型的激进团体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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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4-3 15:35:58
发表于 2021-4-3 16:07:24
我现在，完全没有耐心看这种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