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政治性抑郁

er月的雪花

前两天看到字母榜的一篇报道说，在现在的年轻人群体里，戒手机成了一门生意。为了“戒”手机，有大学生花一百多块钱去买“手机隔离盒”。使用方法如下：

打开“手机隔离盒”，放入手机，关闭隔离盒，设置锁定时间。直到计时结束，哔哔哔声响起，手机才能取出来。

在淘宝搜索“戒手机”，可以看到一串“手机隔离盒”产品。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报道援引《中国大安全感知报告（2021）》，有五成网民想要逃离网络、远离手机。

真是好笑、心酸又励志。但是刷手机刷上瘾，那种欲罢不能、悲喜交加的感觉，我们都体会过。信息茧房、注意力涣散这些老话题先不谈，聊聊出现越来越频繁的“政治性抑郁”。

看理想这篇文章对“政治性抑郁”这个概念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

借用文中的说法，政治性抑郁大致定义为：公共事务、新闻政治带来了巨大无力感和孤独感，让人大部分时间里持续感到情绪低落或烦躁，并有悲伤、空虚或绝望的想法和感受。

有一条重要表现：个体开始失去能够掌控自我命运的想法和感觉。

按照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刷新闻刷得想出家，层出不穷的坏消息，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佛家概念——无常。

一方面，和平年代成长的我们，内心越来越敏感，对文明的要求标准越来越高、越来越细，对身处灾难、暴力、不幸阴影下的人们越来越能共情。另一方面，移动互联网让现场影像实时传播到世界各地，远方的炮火清晰可闻，远方的泪水就在眼前。

但是技术只增加了我们对痛苦的感知，却没有增加我们的行动力。除了关注、留言、转发，我们能做的微乎其微。手机上没有一个按钮，超过百分之多少的人类一按，就能召唤出超人、奥特曼、钢铁侠，给悲剧画个喜剧结尾。

当情感与思想空转，双手什么也做不了，抑郁便诞生了。

有时候明知无力，明知痛苦，我们还要拼命去获取更多的负面信息，主动寻求伤害，简直像个受虐狂。

有个网友这样记录自己在丰县事件中的心境：“……我能够慢慢体察到，一种熟悉的政治性抑郁正慢慢侵蚀着我，它唤醒了疫情初期那段时间我深埋在心里的绝望和对周遭的敌意。我当然也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绪，我知道应该让自己回到现实的具体的生活，和周围的人建立联系，重新找回附近性，才能避免被那种精神的黑暗面所吞噬。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再想这么做，我任由自己疯狂关注丰县，我不想从庞杂的信息里抽离，我不想让自己平静，我只想愤怒，保持恐惧，我太害怕了，我害怕若干年后当同样的甚至更恐怖的现实上演时，我会忘记愤怒是什么，会忘记事情本该何如，会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在这世上站立过得感觉。我太害怕了。”

作为一介凡人，我也时常受到类似政治性抑郁情绪的袭扰。坦白说，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并尝试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信息大爆炸的无尽喧嚣中，保卫自己的头脑和生活。坏消息是，进展微乎其微。有时候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摆脱手机和网络的侵害，拿回自主权了，过不多久又觉得自己不知不觉陷进去了。

理智告诉我，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有概率的，再小的概率乘以一个庞大的基数都会变成必然事件。动辄设想自己是那个倒霉蛋是不明智的。听啦咕咕叫还不种庄稼了。

理智还告诉我，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是有结构的。情绪迫不及待，历史却始终按部就班。透过现象认清本质，才是我们的任务。

但头脑中的另一种声音却告诉我，说不定表象即真相，舞台即战场，情绪即正义，传播即审判，当下即历史。

两种声音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拿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评价来说，一派说他是戏精，是小丑，是拿普通人生命豪赌的拙劣政客；一派说他生逢其时，是穿T恤衫的丘吉尔，是短视频时代的里根。

哪个答案才是准确的，可能不光取决于这场战事的结局，还取决于乌克兰与泽连斯基将来的命运。“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或许我们之所以会政治性抑郁，不仅因为个体面对史诗级事件冲击时的无力感，还因为我们的头脑无法把海啸般袭来的信息整合成一个连贯、有序、可理解的整体。我们面对的不光是行动危机，还有叙事危机。总觉得哪里不对，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打一些打不出来的词，于是emo。

风声1923

因为你就在车上，一家老小都在车上，眼看傻逼司机往悬崖开，你又毫无发言权，你能不焦虑吗？

Hyperion

“脱敏治疗”

该骂就骂
该喜就喜
哪里有圣人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前方吃紧，后方吃饱

打仗这事大侠看开点就好

我很呆

我不是这类，因为一旦开打，我的项目就完犊子了。
很多人可能也不关注，那些和熊有贸易往来的，完犊子了。损失惨重。这次没人说而已。

与我们不同欧洲鬼子在听到风声就及时止损了。他们的主流媒体很早就说跑人，跑资产。
如果湾湾要打了，在厦门的好几百万前期投入，就在停和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