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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合作的失败
1583年,被李约瑟称之为中华帝国跟现代科学技术对话的决定性一年。 这一切从一个小小的钟表开始。 按李约瑟的推断,在宋元时期(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中国的时钟就已经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到了16世纪晚期,欧洲已经可以做出更小更精美的钟表。当时流行的观念中,只有小巧的才是精品,所以大受欢迎。 所以,明代来华的传教士只要有条件,几乎都会被索要钟表这一礼物。1583年底,利玛窦和罗明坚为了筹资兴建他们的第一所教堂,所以也准备给当时的肇庆知府王泮买一块小钟表。 王泮投桃报李,表示一旦得到钟表,必然大力支持耶稣会的教堂兴建。 于是,罗明坚回澳门筹资兼买表。结果,天不遂人意,事情没办成。无奈之下,他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 他请澳门最好的钟表匠,一个来自印度的黑人去协助利玛窦为王泮造表。 王泮急于得到钟表,立即派了两位从事金属加工的能工巧匠前来协助。李约瑟声称,这次合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古老的中华帝国和欧洲的先进工艺开创了合作范例。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合作最终以王泮摧毁合约而告终。 因为,钟表制作完成以后,黑人钟表匠又被遣回澳门。随着反基督教人士情绪的发酵,王泮最后又将钟表返还给了利玛窦。 钟表制造——中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具有指向意义的工艺范例就此折戟沉沙。 曾创造了辉煌时期的封建文明,理应随着社会规律的改变比欧洲更早进入现代科技时代,但事实截然相反。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 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 为了回答疑惑,李约瑟试图从另一个突破口——道教中寻找答案。 按他的说法从“静坐沉思和朴实的生理修炼术”的人更能找到中国科技中断的原因。或许只有通过对道家的全部研究,才能提炼出中国现代科技的萌芽产生。 在他的第五卷《炼丹术的理论背景》中,他推论到,至少在宋朝末年,中国的化学水平开始呈现出严重的倒退,向纯粹的满足“心理——生理炼丹术”方向倒退。 一方面迎合皇上的长生不老,羽化成仙之心,另一方面满足后宫佳丽三千的性需求。 但炼丹术最后损坏了皇帝和修道者的健康。得出这一结论的可靠依据就是嘉靖皇帝对炼丹术的执迷不悟,常年服食丹药的后果让他仅仅活了45岁。 1630年,综合类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编者宋应星毫不客气地指出: 凡虚伪方士以炉火惑人者,唯朱砂银愚人易惑。 时至今日,所谓草药良方甚嚣尘上,偏方治大病之说死灰复燃,反省乎? 到了17世纪晚期,想通过炼丹实现长生不老的人仍然趋之若鹜。传教士利玛窦惊讶地发现,这些炼丹所用器械的制造工艺丝毫不比同时期的欧洲逊色,但他们仅仅用它炼丹。 科学的普世性和封建的固有的价值体系无法匹配,注定了李约瑟的问题很难找到最终的理想答案: “为何中国从未自发地经历过相当于我们的科学革命?” “要想把中国的传统从内部充分弄清楚以前就得到任何答案,简直是浪费时间和徒增苦恼。” 李约瑟则从一贯倾向于中国的姿态写道: “我仍然相信,如果社会和经济条件曾有利于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上述诸多因素终有许多因素是可能克服的。” 其实,李约瑟所说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影响制约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很多有钱的官员对科学仍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但在1851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中,数学家罗士琳、戴煦和徐有壬相继遇害或自杀,李善兰也在动乱中失去了自己的书房。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的知识分中子如康有为、梁启超以香港为依托,才得以重新评价中国的思想传统。 2、中外法律的迥异 无疑,现代科技的注入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机会一直在青睐着这个古老的帝国。 当远渡重洋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见过乾隆离开广州后,他在日记中提到了一件有趣的收获:
一本大清国律例的抄本 借此,困扰席文和李约瑟的问题呈现出另一种答案:中国和欧洲的鸿沟是截然不同的法律观念,所以在争端上跟中国人诉诸法律仲裁只会加剧而非舒缓两国关系的紧张。 本质上,两国对契约精神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阐述。 在历经一次次外交的失败尝试后,侵略者开始深谙其中诀窍。 大清律例虽然也是建立在各种习惯与判例之上,但解释权却在在一个人身上。康熙著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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