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砖 K博士
这个夏天，有些不能不说的故事。北京城建的封墙堵洞大有进展，许多临街店面和大型批发市场被迫关门，服务、零售业萎缩，华北各地的小工厂也传来纷纷关闭的消息，一时间许多人又不得不到处流动寻找新的工作，但是很难。
不过，当东北青年挤破头争取体制内编制的事情遭到舆论嘲笑后，人们开始同情东北人民的处境，那些对“东北病人”的嘲笑可能太早，有些“何不食肉糜”的天真，舆论在发生逆转。
就在洱海边许多“小资”客栈也遭遇关停的同时，互联网的震荡危及许多公号，以内容创业、靠写公号挣钱的中国梦正在幻灭。顺带着移民、保温杯也成为中产阶级的话题，加入了今年夏天的中危大合唱，一股不安的社会情绪正在蔓延。
背后是什么？从“低端人口”到中产阶级，突然间“共享”了同一种焦虑，似乎共享单车的风靡才是最好的说明。那就是社会的流民化，一种新流民正在中国大地出现，而且规模与日俱增，从东北到西南，从建筑工人到码农。
也是这个夏天，我还走访了全国几处建筑工地，甚至请了工人到家里盖房子，只想和他们聊聊天。相比潘毅等人2011年起的做的建筑工人调查，他们的情况有改善，但是没有根本性改善。多数人没有仍然没有签劳动合同，北京地区一年一结或者按工程进度结算工资的现象还很普遍，他们也都继续住在工棚里，虽然条件有所改善，可是大多数仍然和家庭分离，也无法适应围栏外的城市生活。
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工，也是新流民的最初形态。更多的农民工已经进入工厂，哪怕工资较低。但是，总体而论，他们的社保金实缴堪忧，缺乏长期劳动合同，却日益担当着传统制造业的主力，从造船到汽车，这种类似农民工的派遣工制开始成为用工主流。美国社会学者苏之慧称之为“永久临时工”。
可是，永久临时工的现象不仅改变了传统工人阶级，也出现在学术界、媒体，连城管、警察、公务员队伍里也有大批短期合同制的“临时工”。他们没有编制，遇到突发事件还要顶包。临时工的现象并没有随着临时工这个名词的弃用而消失，反而隐藏在派遣工、农民工或者合同工的制度下，形成一种社会不稳定就业。
在英国社会学家盖.斯坦丁的笔下，这一现象被称作新流民，也是全球化的产物。他举了一个例子，弗洛伦萨附近的一个小镇，21世纪初起渐渐增加老4000余家中国公司，和4万多中国工人。他们主要来自温州，从事皮具和箱包制造。然后，当地1万多人失业，大部分沦为“流民”，靠各种短期工作糊口，陷入新的不平等和不安全当中。
这种全球化造成的新流民，同样出现在德国和美国。在德国，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兼职者，只拿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薪水，还要更多的人在哈茨计划下从事月薪300到450欧的“迷你工作”。据说因此需要大笔财政补贴，支付给那些雇佣“迷你工”的企业，可是纸面失业率也大幅下降，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很多，执政党的业绩好看很多。
在美国，“锈带”地区的流民现象其政治效应更是直接，直接支持民粹主义的川普总统，然后在全国范围内3K党力量上升，利用新流民的增加和不满，形成新法西斯主义的浪潮。
即使在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浪潮也掩盖着大批互联网流民的激增。码农和屌丝群体大概是新流民的另一个名称。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却承受着各种不稳定，从工资岗位到生活伴侣，与建筑民工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阶级差异。
这大概就是新流民化的结构化，能够把传统工人阶级的大部分转为流民，也能侵蚀新兴中产阶级，将其无产阶级化，或者流民无产阶级化，造成普遍的社会不安。
以至于，一个昔日反叛歌手也要回归保温杯泡枸杞的形式安逸，更多的人则在兔死狐悲，担心着一场风暴的来临。那或许是21世纪最为深刻和剧烈的阶级结构变迁，而且无法再以旧的阶级分析或者社会分层话语来解释，也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才逐渐定型的围绕稳定就业而产生的各种阶级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因此有着斯坦丁所警告的“危险”所在。
而危险已经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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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31 16:1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