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寂静回声

《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1月15日发表了一篇专访，披露了东北地区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在应对疫情大爆发时所面临的重症困境。
吉林省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主任在接受专访时讲述，吉林的新冠感染人数从去年12月初开始激增，12月15~16日，该院单日接诊人数高达1300人以上，此后则一直维持在800~1100人左右。这是该院首次迎来新冠重症高峰，截至目前“仍没有明显下降”。
据报导，在去年12月上旬，医院各科室的医护都相继感染了，很多科的医护感染率都在80％以上，这位受访的急症科主任自己也在12月的第二周感染了，高烧了三天，“嗓子和吞刀片似的，还有咳嗽”，但医院缺人，感染了也得坚持工作。
抢救室一个班有两个医生，每天要面对四五十个重症患者。到12月中旬，全院所有科室都开放收治新冠病人后，急症科的压力才得到了一些缓解。
“最大的问题是缺药，早期我们连退烧药都开不出来，现在也只有很少的Paxlovid供应，阿兹夫定也不充足”，这位主任坦言，“在重症高峰的前几周，我们几乎没有抗病毒药，就好像你去打仗没有武器一样”。
她表示，作为医生都知道，“防重症”比“治重症”更关键，因为一旦发展成重症，已经出现多器官衰竭了，再去治疗就很难了。
最近几周，急诊科收治的新冠重症病人，主要的临床表现是氧饱和度低、呼吸困难，“很多都是沉默性肺炎”，即患者自己刚开始并不觉得自己呼吸困难，但血氧实际已经很低了。如果患者本身原先患有肺气肿，再合并新冠感染后，很快就会发展成重症，而且这种现象在东北很常见。
此外，如果患者原本有心血管疾病，感染新冠后如果发生了心脏骤停，或这时患者出现了白肺，发生了呼吸衰竭，再进行心肺复苏抢救，成功率就比较低了。
最后，这位医生直言：“未来几周，我最担心的是农村的感染潮，尤其是春运很多农民工返乡后，可能引发第二波冲击。”
目前，这篇报导已经被官方封杀，网友们纷纷留言：“说出了问题的关键。”“这问题是怎样造成的？”“连医院都缺药，太不正常了。”
有宁夏网友留言说：“我们西北也是这样的。”
一位贵州网友则议论道：“抗疫三年，一所三甲医院不备药，相关人员失职了吧。”
一名北京网友则对主管机构提出了谴责：“医院没有药，抡救什么病人，主管机关干什么吃的，让重症病人等死吗？”

“一个中专毕业的医生，负责着9个村、1400人的公共卫生与医疗需求，在疫情冲击潮到来之际，他的工具箱里只有几盒‘999感冒灵颗粒’和30个抗原”。
这是《中国新闻周刊》1月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也是中国乡村防疫现状的一个缩影。这篇题为《农村抗疫缘何困难》的文章日前被转发到几家门户网站上，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
据这篇文章披露，乡村诊所不仅普遍存在病床不够、缺少医护人员、没有应对疫情急需的设备等问题，甚至连基本的抗病毒药物都没有。
文章中所提到的那个山区的村医，为了应对正大规模爆发的新冠疫情，自费人民币3000多元购买了一台氧气机，而目前，乡村的新冠重症潮正在显现。
新冠是一种呼吸道疾病，但救治因肺炎引起的呼吸衰竭所必备的吸氧设备、呼吸机，以及用于抢救更加严重患者需要使用的体外膜肺氧合仪（ECMO）等，乡镇卫生院普遍缺乏，一般的乡村卫生所的医疗条件就更差了。乡镇卫生院根本没有呼吸机和CT设备，而在县级医院，即便是ICU病房，配置呼吸机的床位也只有一半左右。去年12月末，河南东北部一个县医院的10张ICU病床就已经处于满负荷运转状况，不断有从农村来的病人被送到县医院里抢救，但县城医院以及上级医院的ICU也已人满为患，已无法收治或转诊更多的病人。
文章直言，新冠大流行就像显影剂，放大了中国医疗体系中这一多年来一直存在的薄弱环节，“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和生命健康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因为疫情”。
转发的这篇文章下，网友纷纷留言议论：“这只是中国乡村医疗现状的冰山一角”，“硬扛，扛不过就过去了”，“这就是无情的现实”。
有广东评论道：“农村老人这次基本上是听天由命，自求多福！该死的就死，能活的就活，没人管过，就连自己的儿女也是不在身边的。”
一位河南留言质疑：“专家组组长不是说医疗物资都有保障了吗？”
一名山东则写道：“疫情差一点没把医疗机构捣鼓破产！层层克扣医保资金，不给医疗机构及时兑现，只能贷款维持运营！高层知道这事吗？”
有湖北网友跟帖说：“早就说过了！咱们好多专家只会在媒体上积极的胡咧咧，别的比如，什么放开后相关药品生产和储备啊，医疗人员培训啊以及城乡基础医疗体系建设和完善啊，压根儿就没人管

荷兰记者维瓦克（Leen Vervaeke）到农村实地了解了去年12月到今年1月初那波疫情的情况。她说，尽管农村人口有5亿，但他们在这场疫情大潮中的遭遇却一直未被曝光。
1月19日，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驻华记者维瓦克在推特上简述了自己到湖北农村地区石头嘴镇（Shitouzui）的采访经历，并在该报上发表了文章。她了解到，这一地区的死亡比平时多了几倍，发生的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死亡浪潮”。

维瓦克实地访问的石头嘴镇有41个村，仅有26个诊所，34名村医。维瓦克说，老年医生构成了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的基础，但也显示出其脆弱性，它依赖于年迈且收入微薄的乡村医生以及设备简陋的镇医院。对于许多农村居民来说，条件稍好点的市医院距离太远且费用太高。在过去一个月第一波COVID疫情期间，许多村民几乎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当72岁的李姓村医上个月听到政府的防疫政策取消后，他很担忧，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够应对解封所需要的医疗资源，没有医用口罩、手套、测试剂，也没有药品。他的诊所然后突然一下子爆满。但他也只能给患者提供点止痛药。整个中国农村也是如此：医生太少，几乎没什么药。
诊所内的设备陈旧，李医生因染疫症状严重住进了医院，刚出院一天仍感到不适，就得到诊所工作，因为如果他不在诊所，就没有医生在。
维瓦克说，当上个月中旬COVID病毒席卷各个村庄时，这种最基本的医疗设施立即崩溃。无论是医生、药品还是测试剂都缺乏。村民们不得不自生自灭。
“如果村里的老人生病了，也没有办法。”李医生隔壁村75岁的稻农黄继贵（Huang Jigui，音译）说，“如果好转了，那就是好转，如果没有好转，那就是死，一切完结。”
李医生和黄继贵所在的村庄都属于石头嘴镇。在黄继贵所在的冯家畈村，染疫病人先去该村的诊所看病，老医生已有76岁，两年没有打针了，但还能诊病开药。他自己立即被感染了病毒，不得不住院治疗。
村民们于是又到更远的村子，去李医生那里看病，但李医生没有药。“有一个买药的在线平台，我试着在那个平台买一些，但通常我还没来得及付钱就卖光了。”李说，“我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药物。最后，我们前两天收到了三十瓶布洛芬。”
镇上医院的药和床很快就告急了，这里不仅要比村医贵，而且质量也不好，没有重症监护病房，医生受教育程度也没有市里的高。在一家镇医院工作的于（Yu）医生说，很多病人在12月底和1月初来到这里，挤进了他的办公室。
包括于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医院员工都染病了，但仍不得不继续工作。于医生在40度的高烧下工作，没有布洛芬可用。
自从上个月中国爆发疫情海啸后，关注点一直聚焦在中国各大城市。外媒通过实体采访或电话采访，揭示了各大医院人满为患、火葬场大排长龙的场景。这些场景让外界关注城里人的死亡情况。
维瓦克说，中国农村人口在这场疫情大潮中的命运一直未被曝光。她说，病情严重的村民需要去县医院（1小时的车程）接受治疗，但面临很多障碍。大多数村民没有车。许多人负担不起费用。COVID期间，县医院也爆满，许多人只能利用“关系”进入医院。但大多数村民都没有“关系”。
“老农民进县城医院是不可能的。”黄姓稻农说。
“村干部什么都不做”，黄说，“你必须自己解决。如果找不到车，只能在家等死。”
由于缺乏病毒检测试剂，很难确切说出COVID病毒到底给农村带来的影响。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维瓦克了解到，过去一个月，村里人比平时死亡多出好几倍。
石头嘴的党支部书记说，80%的村民应该已经被感染了，但没有人确切知道这一数据，因为村里几乎没有任何病毒检测，也没有关于死亡的公告。李医生和于医生证实，死亡的老年人比平时多。稻农黄也提到了更多的死亡。“制作墓碑的石匠上个月很忙。”他说。
在镇医院附近提供葬礼和葬服的商店业主也注意到需求增加。“很多老人去世了，很多人都在打电话给我们。”40岁的杨说，他提供传统葬礼服务。“收到电话的次数是以前的两或三倍。但我们拒绝所有要求。我认为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尽可能多地待在家里。”
维瓦克说，杨有理由小心对待疫情，他的父亲在染病后出现了严重症状，并在一家市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住了一个星期。在那里，所有部门都腾出来给新冠冠者使用，即使这样，床位仍然短缺。杨的父亲是通过“关系”才得以进入。
杨说，医院的五层楼都满了。他父亲所在的楼层每天都有病人死亡。“死亡人数肯定是平时的三到四倍。我听医生说附近的火葬场很忙。”杨说。
维瓦克认为，很多农村人土葬而不是火化也降低了外界对农村染疫死亡程度的关注。她说，“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死亡浪潮”，中国农村人不喜欢谈论死亡，大多数死者不火化，而是埋在山里（非法但被容忍），只有公务员和党员干部选择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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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乡下，大旱自古的文化传统，

迷茫的维修

这三年
面对逝去的那么多同胞，我无颜说新春快乐。
面对那么多倒闭的企业，我无颜说出生意兴隆。
面对那么多欠债的人矿，我无颜说出财源滚滚。
面对那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我无颜说万事顺意。
……
如果要说祝福的话，我惟愿：
所有侥幸的人能在不可测的未来都能身体安康的活着！
面对那么多逝去的冤魂，你们怎么还有脸歌舞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