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扣工资和福利 光喊爱国口号也没用

寂静回声

总部设在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汇编的数据，今年头5个月，中国至少已爆130宗工潮，是2022年全年的三倍多。该组织估计，他们所掌握的数字，可能仅代表中国实际工潮总数的5%至10%。
5月17日，福建厦门市的一间空气清新机工厂工人为欠薪问题爆发示威，已是本月累已有近30次工潮。
《卫报》报道指，中国工潮多属小规模。由于没有任何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数字提供了中国各地工潮的轮廓。
对于大多数罢工，其根本原因是钱。虽然中国于去年年底停止了三年来的严苛清零措施，但工厂仍在争扎求存，加上中美之间不断恶化的政治关系也开始波及经济。
中国政府对国内3000家工厂的月度调查中，所有13项经济活动指标，包括新订单和价格，在4月份都有所下降。据国家统计局上5月15日公布的数据，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仅增5.6%，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0.6%增幅。
由于资金短缺，不少工厂想出各种手段剥削工人，包括停发、拖欠薪金或想办法在不支付遣散费的情况下解雇工人，例如将工人搬迁到无法前往的地方就业等。


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动关系学院教授Eli Friedman指出，中国今年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后清零时期的工潮“新时代”。
讽刺的是，号称代表工人阶级，却容不下独立工会。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教系授Jeffrey Wasserstrom向《卫报》指出：“这和一个拥护消费主义的共产主义制度一样具有讽刺意味。”
中国的所有工人都有权加入工会，但该工会必须隶属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这一政府机构，他认为这导致了工人和工会之间互不信任。
路透社6月14日报导，据中国劳工研究人员称，一些工厂因此关闭或难以支付工人的工资或失业工人的遣散费。
他们说，这导致劳资纠纷激增，损害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
总部位于香港的权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LB）研究员Aidan Chau说：“我们相信制造业订单的下降和工厂关闭将继续。”
“老板们想通过简单裁员来削减成本。”他说。
CLB在今年前五个月记录了全国工厂超过140次罢工，超过2016年同期记录的313次，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该维权组织的数据主要基于社交媒体上报导的抗议活动，CLB能够通过与工会或工厂的联系，对其中一些抗议活动进行核实，但并非所有报导都得到核实。
CLB表示，许多罢工集中在中国制造业中心地带广东省和长江三角洲，涉及出口商，包括服装、鞋类和印刷电路板工厂。
CLB全国罢工映射日志中引用的一段视频显示，中敏运动用品深圳有限公司的数十名女工走出工厂大院。这段视频于5月24日发布在抖音上，并配文称“这个老板贿赂执法人员并骗取工人的钱”。
同一用户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工厂经理正在阅读一份拒绝工人赔偿的文件，而工人则要求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干预。
在5月26日发布的另一段视频中，几名工人站在一家深圳Xin Dian Cable Ltd. Co.的屋顶上，举着写着“老板欠我们工资”的横幅。上周发布的另一段视频显示，该公司员工与公司律师就赔偿问题进行辩论。
一位女工说：“你需要收集工人的不满并传达给他们。”
路透社通过将标牌和建筑特征与街景数据进行比对，核实了视频和照片的位置，但无法确认抗议活动的时间。
打给电缆厂的电话无人接听。一名在中敏接电话的人表示她无法发表评论。
抖音用户没有回复路透社的询问，抗议活动的参与者经常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公安部、人力资源部、深圳警方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也没有回应路透社置评。
生产全球三分之一制成品的中国工厂形成了复杂的供应链，最终更多地依赖出口而非国内需求，导致出现巨额贸易顺差。
劳工活动人士说，制造商利用了数亿农民工的劳动力，其中许多人签订了临时合同或属于非正式雇用。
由于工厂希望降低成本，这使得工人很容易受到无偿加班、临时减薪或没有正当程序或补偿裁员的影响。
工人们发现在任何冲突中都很难取胜，安全部门迅速介入以驱散抗议者，审查人员清除社交媒体上爆发纷争的证据。
然而，一些分析人士表示，工厂罢工可能成为政治难题。
“企业正在通过减薪和裁员来适应产能过剩的现实。”经济学人智库（EIU）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徐天辰对路透社说。
徐说，裁员和减薪“不仅不利于增长，还可能成为不稳定的根源”。


7月21日，中国劳工通讯发布《2023年上半年中国劳工行动综述》，记录了中国大陆工人集体行动741起，其中，制造业的工人抗议大增，由1月的10起增加至5月最高59起。自3月后，制造业的罢工抗议持续在每月30起以上。相对而言，其它行业的抗议数字则是稳定增加：建筑行业的讨薪抗议保持在每月50多起，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工人抗议分别在每月10多起和5起左右波动。教育行业和采矿业的工人抗议较少，但近两个月也有些微增加。
报告说，由今年1月起，每月收录的事件从86起一直上升，最高达5月的165起抗议。假设这个趋势持续，保守估计今年全年将录得至少1300起事件，将达到新冠疫情后新高。
从罢工原因看，主要因为经济下滑导致的拖欠薪水。报告表示，从今年4月份开始，随着海外订单减少、持续的贸易纷争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导致中国大陆出口下滑，沿海省份制造业出现“搬迁潮”和“倒闭潮”，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劳资纠纷。今年上半年，“与此相关的电子厂工人抗议共66起，服装业38起，其余为金属制品业（18起）、石油化工业（14起）、汽车业（12起）、机器制造业（9起）”。
在房地产建筑业，中国今年出现了“讨薪潮”，其中新一线城市是重灾区。
报告指出，“随着内地房地产行业收缩，部分房企陷入库存积压和回款困难，住宅建筑工地的抗议约占今年上半年总数的三分之一（111起），其次是商场（79起）和基础建筑（22起）”。除了欠薪外，另一个引发工人集体行动的原因则是，“工程停工烂尾，企业以资金短缺为由不发放工人工资”。

报告还提到，传统零售行业倒闭导致拖欠工人工资，新旧交通物流业工人反抗压榨等工人运动，如4月份的美团外卖工人罢工，5月份货车网约平台“货拉拉”的司机罢工等。
最后，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大陆也有工会，但工会是官方的，工会不但没有维护工人，反而在工人不知情下损害工人利益，“过程中仍然深受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工会的作为甚至与工人的利益相抵触”。
另一方面，出动警察控制工人集体行动的数目明显增加。今年上半年，工人集体行动地图记录了82起警察出动干预事件，比去年49起增加了占近1倍。在7起收录的事件中，工人因为讨薪和要求赔偿金的抗议被捕。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CLB）是一个促进和维护中国大陆工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香港，由劳工活动家韩东方于1994年创立。2002年，中国劳工通讯建立了一个劳工权利诉讼项目，其关注劳工司法维权，其领域包括拖欠工资、工伤（职业伤害）和裁员（失业）金、就业歧视等问题。
CLB已经出版了五份英文和十份中文研究报告，涉及中国的工人运动、农民工、童工、煤炭开采和中国工人的肺尘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