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四十年之温州八大王事件

寂静回声

1982年4月，在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背景下，各地以“投机倒把”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当时，乐清将柳市8人列为重要的打击对象。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八大王”事件。事件严重打击了温州干事创业的积极性。2年后，“八大王”事件得到平反，温州商品经济的活力被再度激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温州的农民开始从土地中走出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主要是从事投资少、成本低、技术要求不高的再生加工和小商品生产，很快形成了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十大产销基地，出现了以家庭生产为单位、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以购销员为骨干的经济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到处“挖社会主义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受到了社会的质疑。不少人认为温州个私经济，是在“刮资本主义歪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1982年之前几年，从中央部门到省委，曾不断派人到乐清了解情况。省委政法委曾向中央政法委和省委报送材料，认为乐清存在反革命活动猖狂、走私贩卖活动猖獗、投机诈骗成风的问题。
1981年1月，国务院先后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7日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规定“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30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为了限制同大的先进工业企业争原料，避免盲目建厂和重复建厂，取消现行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二年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办法”“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的以及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的或者是原有的，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显然，在一个月内如此明确下达具体、详细的措施，就是要直接地“打击投机倒把”，当时国内各大报都是在头版头条刊发这两个文件，成为当年重要的经济运动。
1982年1月，中央发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书记处于是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领导立即赴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活动。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4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决定》指出，近两三年来，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的增加，在少数地区、少数人员中间还相当猖獗，要有力打击。在此背景下，浙江省委根据中央要求，迅速派出“打击投机倒把工作组”进驻乐清柳市。
乐清电器业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1969年。但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有的五金电器制配厂职工被扣上“做私活、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从此，乐清电器业转向分散、“地下”生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乐清县委的支持下，乐清的电器业得到快速发展，到1981年，柳市电器企业已达300余家。
这次全国性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浙江省将温州作为重点，而温州将乐清作为重点，乐清将柳市作为重点，打击的重点对象就是柳市的“八大王”，即“五金大王”胡金林、“旧货大王”王迈仟、“矿配大王”程步清、“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胶木大王”陈银松、“翻砂大王”吴师濂、“螺丝大王”刘大源。

在温州乐清柳市镇中心，有一条并不繁华的“繁华北路”，南北走向，巷子狭长，两排“老式公房”铁门上的斑斑锈迹，依稀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浙江改革开放历程中赫赫有名的“温州八大王”缔造者石锦宽，就住在这里。
1969年，国家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支边，石锦宽作为柳市镇下辖居委会的负责人，推荐了一批有志青年去响应号召。
三年后，知青们纷纷回乡，却面临“没工作，没户口”的生存困境，他看在眼里，心存愧疚。于是便以居委会的名义申报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取名反修工艺社，把返乡知青组织起来，专门研制、生产矿灯和配件，这也是乐清这个“中国低压电器之都”最早的电器厂。
反修工艺社当时虽然挂名“集体”企业，实际上却是典型的股份合作企业。创业初期，石锦宽既当厂长又当会计，还当供销员，经常跑出去谈合同。办企业要有资金，但居委会没有钱，石锦宽就动员身边的人和他一起筹钱投资入股，有利润按投资多少分红。
1980年，石锦宽又开始在厂里开始评比先进，评出10个营业额最好的门市部，对其经营者予以表彰，并授予“大王”称号。于是，柳市便有了轰动一时的“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当时我已经发展到32个车间，有一千多人了，到了一定规模。每一年都要比一比，哪个搞得好，哪个搞的差。评出来以后呢，为了叫方便，大王的名声得从这里开始。”

省委工作组调查后认为，乐清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方向是错误的，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乐清县委跟省委工作组的意见分歧很大，认为商品经济发展是正确的，对农民是有利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省委、温州市委认为，乐清县委对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6月，省委、温州市委对乐清县委领导班子作了较大调整。在省委、温州市委工作组的直接指示下，乐清县柳市“八大王”被列为大要案，以“投机倒把”和“扰乱市场秩序”等罪名进行了查处。
1981年，胡金林是柳市首富，人称五金大王，年销售额120万元。原来他认为补缴了6万余元的税款，以为没事了。
7月中旬的一天，得到消息的胡金林在被抓捕之前，悄悄出逃。于是胡金林连夜出挑，在浙江山区躲藏。亡命到长春、哈尔滨一直到夹皮沟。2个月后，胡金林遭到公安部全国通缉，罪名是“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1984年春节潜回柳市被捕。与他同时遭此命运的还有另外一些人。柳市最有代表性的个体经营专业户，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或进学习班，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八大王”中7人被捕入狱、1人脱逃，最重的被判处7年刑期。对乐清“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使得温州个私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八大王”被捕之后，柳市个体户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七零八落。由此，柳市的低压电器生产和销售遭受全面重创，1982年该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温州市工业在1980年的增速为31.5%，1981年为7.0%，到1982年则下滑为-1.7%，其后3年一直徘徊不前。
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八大王”事件如一块乌云始终笼罩着温州甚至整个浙江。此时的整个中国，虽然“打击经济犯罪”起到了一些效果，但是也挫伤了各地改革的积极性。如何让经济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也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两户”（专业户、重点户）会议，尽管后来“两户”会议召开得很成功，但并不能抹去“八大王”事件在干部群众心中造成的阴影。也有人因为“八大王”仍被关押而产生质疑。此时的温州老百姓对发展经济仍然心有余悸，怕政策变，怕露富，怕做大，更怕冒尖，怕“暴发户”帽子。于是市委领导把目光投向了“八大王”事件。
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温州市委第一书记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1983年春节刚过，袁芳烈亲下柳市调研，就“八大王”的全部案件进行认真复查，并表示“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要实事求是，错了就要改”！随后，温州市委由市委政法委牵头，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复查，市中院对全部案卷再三复查取证的结论是“八大王”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其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因此，“八大王”被改判无罪，发还其被没收财物。虽然宣告无罪，但此时并没有给“八大王”平反。
1983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浙江省温州农村几个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的情况调查》，肯定了乐清五金电器生产的情况及新经验。1984年，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指出，要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业生产。借此东风，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在省委常委电话会议上提议要给“八大王”平反，省委常委一致同意。是年春，在全市乡镇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温州市委公开宣布为“八大王”彻底平反，袁芳烈作了《吸取“八大王”事件教训，大胆支持发展商品经济》的重要讲话。6月14日，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公布了《关于乐清县柳市区所谓“八大王”案件的处理情况》，对“八大王”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并作了纠正。
“八大王”事件案发两年后终于获得平反，这激发了温州千家万户争相创业的新热潮，基层干部群众纷纷放开手脚，投入了商品经济的滚滚洪流。

“八大王”事件成为温州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八大王”事件的平反，有力推动了温州市“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个体）经济的蓬勃发展。在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一乡一品、一村一品、一品多营等区域块状经济很快出现，十大专业市场相继形成，一个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在温州城乡出现。到1985年，全市有80多万农村劳动力离开耕地，转向家庭办和联户办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据统计：家庭工业企业13.3万户，全市农村工农业总产值25.3亿元，其中农业占25%，家庭工商业占65.3%，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
5月12日，《解放日报》报道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消息，称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这是“温州模式”第一次被正式提出。

而“投机倒把”罪，也于1997年3月在《刑法》修订案中被删除，经济犯罪中不再有“投机倒把”这一罪名。2008年1月15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正式废止，其失效的理由是：“调整对象已消失，实际上已经失效。”
那么当年的八大王后来又发展的怎么样了？
从牢里出来之后,胡金林又拍着胸脯说:"温州没有轧钢厂,乐清更没有,现在基本建设急需钢材,我要办一个轧钢厂!"
折腾两年，失败。于是胡金林去了西部，响应西部大开发，去了以后才发现所谓的西部开发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国家根本没有真正把西北作为开发重点，各种好处还是在东南沿海大城市。
2000年11月，时任总理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胡金林闻风而动，在东南亚考察了一圈后，他看中了内战后百废待兴的柬埔寨。2001年，胡金林去了柬埔寨，两间门面、10个房间和一个大仓库，成立三林国际电器(柬埔寨)公司。2004年，把柬埔寨第三大发电站——马得望省发电站买下来。2005年，他又把国内的电器生产技术带过去，在柬埔寨直接生产电器产品。2007年，在柬埔寨桔井省取得15万亩原始森林的特许使用权。胡金林看准了橡胶种植业，一连开了6家公司，每个公司买下1万公顷林地 (柬埔寨法律规定，外资公司每家只能买1万公顷土地)，“橡胶是不可替代的资源，我国只有海南、云南出产，八成依赖进口。而柬埔寨正适合种橡胶，我这也是给国家作贡献。”
2008年，柬埔寨温州同乡会正式注册成立，胡金林被推选为首届会长。胡金林成为柬埔寨的电器大王和橡胶大王，还办了汽修厂之类的产业，获得6万公顷的橡胶园和土地开发权。
2014年浙商(春季)论坛上，胡金林获得2013年度“风云浙商会长”殊荣。1997年，胡金林来到正泰，南存辉一见面便道：“哇，老胡你来了，赶快赶快，董事长你来做。”面对南存辉半开玩笑式的邀请，胡金林摇了摇头，笑着说：“将来你会功成名就，但时间将不属于你。”谢绝了邀请的胡金林，一度把自己的三林电器厂，挂进了正泰集团，另谋他路。但在一次饭局上，趁南存辉不在场，集团某高管冒出一句：“董事长开口了，我是很违心让你进来的。”场面顿时尴尬，胡金林却一笑置之：“老总，你吃大鱼大肉，我就喝点剩汤。”随后，胡金林决然退出正泰。南存辉不解：“老胡啊，人家想进都进不来，你却要退出?”胡金林无言，心里却告诉自己：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胡金林现在是柬埔寨温州同乡会会长。前段时间，他专门从柬埔寨回到温州，向世界温州人博物馆捐出了他保留的200多件老物件。他说，希望通过这些老物件，让大家记住“温州八大王”，记住当年那条人声鼎沸的繁华北路，以及那个年代里的温州商人。

旧货大王王迈仟
　　1982年，以投机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1983年，温州市中院重新判决，宣布王迈仟无罪释放出狱后重操旧业，后改直接经营电器
　　1995年，因肝癌去世

矿灯大王程步清
“矿灯大王”程步青，当时只有22岁。他被公审判刑后，成了官媒宣传的罪大恶极的罪犯，举家在柳市已无法立足，其父母兄妹也被迫流离他乡。
程步青出狱后，也不想留在柳市，便去了上海做生意。

“合同大王”李方平
他被关了四个月后放回，远走上海，1990年，他作为乐清第一批出国人员，远赴加拿大经营餐馆。
1996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他又回国创建浙江嘉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如今距西湖一箭之遥的 “嘉德广场”正是李方平的手笔。
2006年，51岁的李方平又将自己的职业轨迹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创建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力排众议，在美国收购了多项人工耳蜗专利。

翻砂大王吴师廉
1982年，被捕关押63天，作违反工商法规处理，罚款6000元后重操旧业，经营小厂，使其发展成为注册资金2000万元的浙江红光金具有限公司

线圈大王郑祥青
郑祥青土生土长于温州乐清柳市镇，初中一年级辍学。18岁那年，作为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被下放到乐清盘石镇农村当知青。种了几年田地后，他不愿再当农民，干脆别着工具上山砍树，手工做算盘珠子来卖。因为做工精细，人缘好，而后他被人带回柳市学电器维修。
1978年的一天，两个乐清本地人看他正摆弄电器，便焦急地问他有没有铜线圈卖，并介绍乐清智广电器厂很缺线圈，如果他会做，将有一笔大生意等着他。
因为学电器，郑祥青对漆包线的工艺轻车熟路，缺的只是线圈架子。而后，他安排表弟上宁波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表弟在宁波买到了线圈架子。回来后，两人到废旧市场买回铜线和工具书，在家中鼓捣出了一个铜线圈。对方看了很满意，让他加快生产。于是，表弟负责到地下市场购买电解铜，运到物资局调换铜线，郑祥青就在家中生产。

很快，第一批产品顺利交货，郑祥青收获财富的同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他叫上妻子和亲人，又请了五六个小工，在家中办起了线圈厂。再后来，他建起了三层小楼，工人最多时有30多个，线圈厂年纯利润达到3万元。
1982年，因投机倒把行为被捕，主动退赔17000元，6天后获释被释放后，郑祥青收到了区委主动赔偿他的17000元钱。但他没再从事铜线圈的生产。
当时，郑祥青觉得，生产电风扇会是个不错的行当，便拿出了赔偿款和家中的存款，办起了电风扇配件厂。只是这一次，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整个乐清，乃至温州，生产电风扇和电风扇配件的工厂、作坊早已遍布。他启动落后，资金投入少，几年下来，竟然赔了不少。
颇有商业嗅觉的郑祥青在一次糟糕的个人体验后找到了“出路”。当时，因为要处理资料，郑祥青跑遍整个柳市镇，找了一下午，才找到仅有的一家打字复印店，又排了两小时队才得以复印。他忽然意识到，打字复印商机很大，遂前往杭州、北京，自费学习电脑知识。
1992年，郑祥青前往北京，花8000元高价买回一台电脑和打字复印设备，在柳市镇开起了打字复印店，成为了温州那时为数不多的经营打字复印的老板。
随后，他又叫上走出校门的女儿来店里帮忙。父女俩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即把当初开电风扇配件厂亏的钱赚了回来。眼看着生意越来越好，郑祥青又把家中的独子加入进来，打字复印店也从最初的十几平方办公室，扩大到了上百平方。
郑祥青的妻子说，在他50岁左右时，对电脑简直着了迷，“每年都要专门上北京、杭州，到电脑培训班学习电脑高级知识，平时家中堆满了电脑方面的工具书。”
“差不多55岁，我就退居二线了。”坐在家中悠闲地品着茶的郑祥青告诉记者，把二女儿和三儿子教会以后，他就退了出来，“钱够用就行了”。
事实上，回家后，郑祥青并没有闲着。他又迷上了写字和爬山。
他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做早餐。5点出门去爬山，6点半时又返回家中，买菜、写字，研究电脑。“这十几年来，我就是这么过的。”虽然没有像其他商人一样成为大富豪，但言语间，郑祥青依然非常满足，“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不是废除投机倒把罪，我们肯定没有今天，肯定不敢做生意”。
也正是趁着改革开放一轮又一轮的政策支持，郑祥青的三儿子发现，柳市镇的产业多，但物流是个问题。
在同父亲商量并得到赞许后，他迅速退出复印店，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了运输公司。“现在也做得不错。”对于三儿子的现状，郑祥青不停点头称是。

螺丝大王刘大源
一直在做螺丝生意。刘大源在柳市，经营焊锡材料，店面搬了又搬，最后搬到自己家的地下室。

电器大王郑元忠
1983年9月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他以不惑之年，跑到温州大学就读国际贸易专业郑元忠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2006年，涉足造船业。多元化经营，引发庄吉集团金额达18亿元的债务危机。2014年温州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裁定受理了庄吉集团6家公司的破产重整案件，庄吉终放弃自救而无力回天，此案涉及庄吉及多家相关企业，或导致银行产生300多亿坏账。在温州企业家中，郑元忠素以孤傲著称，他很少参加聚会，也不太在公共场合布道演讲。据部下称，他平日几无爱好，一心投掷于庄吉的业务，一辆宝马车已经开了31万公里还舍不得换掉。
那次庄吉破产，郑元忠并没有一逃了之，他宣称，“绝不跑路，有债慢慢还”，庄吉集团旗下5000员工迄今没有发生讨薪闹事事件。
庄吉“一嫁”发生在2014年底，当时其启动第一次破产重整，庄吉把服装主业板块资产与山东如意组成新的庄吉服饰公司，山东如意持股51%、庄吉集团持股49%。2014年底，庄吉开启破产重整，并于2016年3月完成，公司主要创始人、原董事长郑元忠退出，庄吉4家关联公司中的3家被合并重整，一家被注销清算，山东如意再出资1.75亿元，拿下庄吉服饰及三家老庄吉公司的全部股份及资产。并于2016年完成，成为山东如意全资子公司，一度获得重生。重组后的新庄吉，迸发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重整成功后一度成为当地第一纳税大户，破产管理人称其“一年纳税2000余万元”。如意集团年报显示，庄吉服饰公司2017年营收2.26亿元，净利润2500余万元；2018年营收2.64亿元，净利润约2600万元。庄吉建成国内先进的智能工厂，2018年公司被国家工信部列为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企业。知情人士称，庄吉生产线效率高、产品品质好，“制作高定服装，同样的时间里，别的企业生产50件，而庄吉能生产100件，并且工艺优于同行。”

不料疫情中订单下降，加之山东如意2020年爆出高达400余亿元的债务危机，庄吉受此牵连陷入困境，并最终在今年10月再次走向破产重整。怎么看庄吉的二次破产？11月13日，记者致电郑元忠，他淡淡地说：“我在乡下，已经八九年没有过问庄吉的事情，没有什么要讲的。”
一位意向投资人告诉记者：“庄吉是温州服装品牌的一面旗帜，我们不希望它没落。我们希望庄吉和山东如意能剥离清爽。下一步我们要么参与重整，把庄吉资产包括服饰公司、园区公司、土地、厂房、设备、原料、商标等一并买下；要么参与资产的分开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