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红包 杯水车薪

寂静回声

2025年主要的预期目标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定在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涨幅在2%左右。
李强还称，今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5.66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
报告还说，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3000亿元；拟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用于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5000亿元，重点用于投资建设、土地收储和收购存量商品房、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等。今年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合计11.8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万亿元。
尽避官方严控，微博上还是有一些网民对这些目标表示质疑：“2025年财政赤字率拟按4%安排，2024年赤字率是3%，现在有所提高，说明经济复苏有难度。”“车轱辘话一大堆，就是不救经济！”“新增就业1200万，是不是又要看怎么定义‘新增’了？”“继续发钱给银行，然后空转。”“国有大型银行才是亲儿子啊。已经大涨。”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这类官方数据向来受到质疑，尤其在美中贸易战升级、外资撤离越来越明显、供应链大幅度向海外转移以及国内企业举步维艰的背景下，这5%的GDP增长目标更多是一种政治宣传，与经济现实脱节。
将2025年GDP增长定为5%，这是一个政治指标，是为了支撑“十四五”规划（2021年至2025年）的目标完成。
他解释说，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按“2035年远景规划”推估，要完成目标，平均年增长率必须至少要在4.6%到4.8%之间。它是一个数据推演过程，和现实的经济状态是完全脱钩的。所以无论中国经济好坏，失业率数据总是大同小异，这在国际上都被视为笑话。

在《环球时报》3月5日的一则报道中，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也提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对经济增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经测算，这需要经济增速平均要达到5%左右。”
每年定的指标非常荒唐，比如CPI，今年的目标是要涨2%，但是去年才只有0.2%，它的目标和现实经济运作的反差是非常大的。
“它每年开这个两会就成了政治表演。这些数据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

黄大卫也表示，CPI的低迷反映现在国内需求的疲软，李强说CPI的通胀目标是2%，但目前由于投资市场萎靡不振、房地产市场衰退，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倒闭，居民的消费信心不足，这些因素明显不可能推动物价上涨。
就李强提到202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5%左右，黄大卫表示，官方的所谓调查就是取样，可能是去企业调查，被调查的企业基本上都是满员的，所以数据没有说服力。许多失业的年轻人不找工作也不参与调查，黄大卫认为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30%以上。
现在两会已经成了一个模式化的东西，一切都是照本宣科、死气沉沉，和现实的经济脱离了，只剩下虚假的表演。

李强报告提到，今年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5.6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同时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拟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此外，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4.4万亿元。今年新增政府债务总规模合计11.86万亿元。
黄大卫表示，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扩张是因为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的税收没办法支撑高额的支出，同时由于对外的援助和各种维稳经费，还有各种面子工程、政治工程的铺张浪费，导致政府无法有效缩减支出，只能不断增加赤字和发债弥补缺口。
他指出，目前的发债本质上是借旧还新的方式，其实是为了维持目前政府急需开支的项目，并不是用来推动真正的经济增长，真正流到市场的比例非常少。而大量发债最终可能引发越来越大的财政风险，因为中国的隐形债务本身已非常庞大。
“中国政府财政系统已经进入一个发债救市的模式，但发债并没有解决真正的经济问题。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这种结构性衰退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说。
财政从2020年以来已经持续扩张了四五年了，现在它已经是强弩之末，政府根本没有很多钱来继续搞财政了。当局要弥补收支缺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发债。但整个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很糟糕，没有投资机会，结果银行都来买国债，导致国债也面临很大的风险。

在李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涉及到了一些具体的民生内容。如以旧换新的消费品补贴从1500亿增加到了3000亿；将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再提高30元和5元；扩大教育学位供给，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等等。
家住中国广东的蒋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消费券这些东西，我们叫‘国补’，坦率地讲没什么太大作用。一个是数量有限，还有就是领取方式比较复杂，比如广东，是手机上一些政府的APP，让你去申请，或者购物平台比如淘宝、京东上面，但并不是每个店都能用，以旧换新，我也得有旧的东西啊，我觉得很麻烦，一次也没有领过。大家都在质疑为什么不能直接发钱，那样效果可能更好。”
他分析说，老百姓不敢消费，主要是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即使政府有各种政策，但大家的实际体感是经济在下行。“比如我经常去买的一家烤鹅店，原来是每斤60块钱，前几天去降到了40块。老板说因为年初进价下降了，但这个不符合逻辑，因为如果顾客和以前一样多，他完全可以用一样的价格获得更高的利润，所以买的人少了肯定也是一个因素，这样他才要降价吸引更多人来买。”
他还观察到，邻居家里有上大学毕业的孩子，目前都没有找到工作，“为啥不敢花钱，未来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失业，孩子能不能找到工作，所以钱都要存着。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家住重庆的刘女士则表示：“每个月菜钱是够的，重点是看病。”她已七旬，老两口每个月有1000多元社保，但她还患有抑郁症等疾病，看病吃药就需要依靠子女支持。她还非常关心中美贸易冲突，因为女儿在一家汽配工厂工作，关税及贸易冲突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工作。

俞伟雄认为，所有这些民生政策，都被包装得比较漂亮，但与现实需要相比仍是杯水车薪，“政府报告中有强调要增加这个福利，但是我们的都是比较表面上的口号式的宣扬，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比如教育资源必须由国家花钱，但国家的钱仍然花在海外的一带一路这样国家战略的布局，那能够花在家庭的上面肯定就比较少了。”
俞伟雄表示，这需要中国政府改变心态。“如果真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增加，你必须要放弃高增长心态。如果还是设立一个高增长的目标，这样政策鼓励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很辛苦，很内卷，去竞争，最后打杀得头破血流。其实中国政府很有钱，不把高增长作为目标，才有可能把更多的钱放在福利上面。”
郑旭光还观察到，本届政府工作报道没有提及精兵简政、机构改革相关内容。
他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甚至行政体管理体制改革，似乎处于一个终结状态。习关注的就是反腐问题，结果就是这个体制能为他所用，然后有大量的考公的公务员，宁愿要很低的收入去当公务员。”
他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比例中，分配给居民收入的只占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国、欧洲国家都三分之二，“就是中国政府拿走了太多。所以真正你要把这个事理顺，就要削减政府开支。”但在没有精简政府机构的背景下，他认为，无法看到有效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