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年月之地方政府挪用养老金等还债

寂静回声

审计署6月27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的《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它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披露多项挪用资金问题。
其中，审计9省地方专项债券管理使用情况，发现各类问题金额1325.97亿元（人民币，下同）。一是9个地区违规举借20.29亿元。主要用于亮化工程、楼堂馆所等禁止类项目。二是7省虚报支出完成情况464.35亿元。三是92个地区挤占挪用651.8亿元，主要用于“三保”、偿还国企债务等。四是70个地区闲置或损失浪费189.53亿元，主要由于超需求发行债券等。
所谓“三保”，是指保基本民生支出，保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保政府机关、基层单位等必要运转经费。
教育资金方面：审计的11省159县中，有110县通过直接挪用、虚列支出等手段侵蚀补短板资金40.89亿元，有的用于偿还政府债务。
养老保险基金方面，重点审计的25省，发现各类问题金额601.61亿元，414.08亿元被挤占挪用或骗取套取，13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三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等。
惠农财政补贴方面，16省175县截留挪用41.64亿元，用于偿还当地政府债务、发放公职人员工资等。至2024年6月底，拖欠相关地区农户补贴资金平均一年，最长九年。
查看去年官媒报导，审计署的报告也曾披露66县将农村学生营养餐补助19.51亿元用于偿还政府债务等。
这些数据均只是审计署有进行审计的部分省区，是实际挪用来还债的冰山一角。
挪用民生资金是家常便饭了。即使挪用了，也不会有多大的后果。而往往民生资金更容易被以财政困难为由被挪用。

问题是每年财政部有自查，审计署是外部审查，但每年都发生了很多的案例，查出来也没有多少处理，所以整个过程像演戏一样。
“建国几十年了，仍然没建立一个公共财政体制，各级人大常委会审议财政报告，都是做做样子，不像美国政府提交的预算报告，在国会审查过不了，政府就得关门。”
审计署报告称，这次重点审计的9省2023年3月以来违规新增隐性债务，主要用于政府投资、偿还债务等。5个地区指定国企垫资建设、承诺由财政资金偿还等，新增政府隐性债务59.09亿元。举例福建晋江融资平台2024年9月以来，向慈善总会、见义勇为协会等省内9家公益组织借款15.02亿元，部分用于政府投资项目等形成隐性债务。17个地区的18户融资平台等国企借用多个村民、村集体等名义，违规归集各类涉农贷款46.66亿元，用于偿还自身债务本息等；6个地区通过直接修改债务台账等方式，虚假化解政府债务23.2亿元。
财政体制本身是畸形的，就是财权层层上交，越到下边事越多，但钱越少，财权和事权匹配失衡。虽然喊了很多年要清隐性债务，但真的没有隐性债务，地方政府就停摆了，所以只要地方做得不过分，中央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这次只审查了9个省。实际上这些问题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实际情况也比公布的更加严重。

在2024年金融界论坛年会上，中央财经大学的副校长李建军公布了一组数据，指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国地方债务的余额，合法部分有42.23万亿元；城投债、隐形债57.16万亿元，这里面还没有统计隐形担保的数据，加起来已经是99.39万亿元，接近百万亿的规模。再加上中央国债的30万亿，中共政府的整体负债率，与2023年的GDP126万亿元相比，已经超过了100%，远高于国际警戒线60%。
资本界资深人士徐真表示，如把政府比作一个公司的话，现金流断了，公司就面临着破产。政府挪用民众的养老金账户里的钱来还债，实际上就是到了破产的边缘。
对于官方现在公布这些情况，徐真表示，它是掩盖不了，经济恶化，财政入不敷出。现在税收越来越少，非税收入不断增加，也是用来弥补缺口。类似于“远洋捕捞”的做法，也是因为把手伸到老百姓口袋里去，结果激起了民愤。
今年政府还在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支持重点项目建设。
地方专项债的问题非常大，因为很多专项债都是包装上去的。一般债是靠地方财政来偿还债务，专项债是靠项目盈利来偿还债务的。各地现在上的地方债项目基本上都是亏本的项目，都是为了拼凑起经济增速而搞的。地方政府拿了债券之后，很多钱被挪用，即使项目建成了，本身还是亏损，是个烂摊子，债务雪球越滚越大。所以地方债成了地方政府一个最大的陷阱。

徐真说，现在地方已没有好的项目来回本，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就是饮鸩止渴。
徐真表示，这些债券都是通过银行来进行销售的，有的是银行自己或某些机构买了，有些面向个人。
他呼吁民众把口袋再捂得紧一些，对什么30年、50年的特别超长期国债、什么专项债产品，最好不要碰。

6月27日，社交平台传出上海部分郊区财政吃紧、无法正常发放公务员薪资的“圈内消息”，引发舆论热议。虽未经官方证实，但作为经济重镇的上海，竟传出如此危机，令人震愕。这不仅暴露地方财政的脆弱性，更折射出体制性弊端对经济稳定的深层威胁。
为何危机集中于6月？地方政府财政半年考核制度导致上半年税收未达标、中央转移支付与地方支援尚未到位，造成“老钱花完，新钱未到”的资金缺口。
此外，6月常为地方隐性债务还本付息的节点。即便上海这样的财政大户，也难以摆脱“账面空转”的窘境。
这非技术问题，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软预算约束”的必然结果，地方财政缺乏独立性，过度依赖中央“兜底”，导致资源错配与效率低下。

传闻涉及松江、奉贤、青浦等上海郊区，这些区域并非边缘地带，而是产业链与城市扩张的核心。
以松江区为例，作为“上海第一工业区”，常住人口近200万，2024年财报显示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4亿元，支出却高达361亿元，赤字157亿元。
奉贤区同样背负76亿元赤字，靠市级补助、发债与再融资“硬凑平账”。，这种“报表平衡术”掩盖不了财政溃败的现实。
在土地收入下滑、企业外迁的夹击下，这些区的“隐性破产”几成公开秘密。

松江区传出大型制造企业80%外迁、6万失业人口的说法，虽未获官方证实，但结合其工业基础式微与财政赤字，凸显“产业空心化”危机。
当金融与房地产取代制造业成为财政支柱，上海乃至中共整体经济正迈向“泡沫危机”。
若地产进一步低迷、制造业加速撤离，郊区经济与财政将双双塌陷。中央与市级政府的“维稳”仅是权宜之计，难掩结构转型失败的深层问题。

审计署报告揭露地方政府虚构项目、提前申报专项资金的普遍现象，反映其对中央政策的不信任。
审计署高调“揭底”意在施压地方，但在一党专政下，地方政府无法破产，中央也无法坐视其倒下，形成“绑架式共生”。
这种体制掣肘使财政改革难以落地，资源错配与效率崩溃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对民众而言，财政危机直接威胁切身利益。审计署披露的社保资金挪用现象，令人担忧上海郊区是否也在挪用养老金发薪。
“当公共资金沦为还债工具，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可能最终养了公务员。”这也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退保”，这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对体制的无声抗议。
从上海郊区的“薪资危机”到审计报告的挪用乱象，每一笔账都是警钟。财政崩溃非一夜而成，而是一场内耗式危机。
当“软预算”问题无解，中央与地方矛盾难消，资源持续错配，崩盘只是时间问题。上海的困境只是序章，其他地区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