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年月之“英文会破坏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

寂静回声

谁能说出如此不长脑子的话，当然是我们项会计，项会计为了舔已经把脑子和逻辑全他妈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立刻激怒了语言学家，语言学家打算跟项会计认真的唠一把。

最近，一篇“爆论”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飞象网的项立刚先生发文称，他发现一个现象，“英文非常好的人逻辑思维能力被破坏了”。他认为，中文的编码系统，从偏旁部首到成语，体现了强大的逻辑能力；而英文则是“渣一样的语言”，“毫无逻辑的随便造词”，长期使用会“让思维也得不到训练”。

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中文里看到“牛”和“牛肉”，关系一目了然；而英文的牛（Ox/Cow）、小牛（Calf）和牛肉（Beef）却毫无关联。看到“葡萄酒”，就知道是葡萄做的酒；而英文的“wine”却看不出任何原料信息。

这个观点听起来颇具冲击力，也迎合了一些人的情绪。但如果我们暂时放下情绪，像侦探一样审视语言本身，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语言的逻辑，有时像浮在水面的冰山，清晰可见；有时则深藏在水面之下，需要我们潜下去才能发现其巨大的根基。


项先生的论证，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中文词汇的“透明度”。所谓“透明”，就是我们能从构成一个词的字眼中，直接推断出它的意思。“牛肉”就是“牛的肉”，“葡萄酒”就是“葡萄酿的酒”，这确实非常直观，逻辑清晰。这种构词方式，是汉语的一大特点。

但这是否意味着汉语中所有的词汇都如此“透明”呢？
知乎上有位吃货朋友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场景：去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打开菜单，外地食客往往会瞬间陷入沉思。满眼的“吊龙”、“匙仁”、“匙柄”、“五花趾”、“三花趾”、“胸口朥”、“肥胼”，别说外国人，就算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只要不是火锅深度爱好者，有几个人能单从字面意思，准确说出这分别对应牛的哪个部位，口感又是如何？

这时候，中文词汇的“透明度”似乎就消失了。我们无法从“吊龙”这两个字里，直接解码出“牛脊背上的一长条嫩肉”。这些词汇的背后，是一套特定饮食文化中的“行话”，它们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而不是靠字面逻辑推导的。

这样的例子在中文里俯拾即是。比如我们每天都会说的“感冒”，你能从“感”和“冒”这两个字里，直接分析出这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吗？再比如“窈窕”、“徘徊”、“尴尬”，这些词语的字拆开后，几乎不提供任何关于词义的线索。还有“沙发”（sofa）、“逻辑”（logic）、“巧克力”（chocolate）这类音译外来词，更是完全脱离了汉字本身的表意功能。
汉语中还有大量词汇，构成它们的字虽然我们都认识，但其内部的逻辑关系却千变万化，绝非“牛+肉”这么简单。一个外国学生学会了“跳水”是“跳进水里”，可能会以为“跳楼”是“跳进楼里”；当他好不容易理解了“跳楼”是“从楼上跳下来”后，看到“跳绳”和“跳舞”时，恐怕大脑又要宕机了。

所以，用“牛肉”的逻辑来断定整个中文体系处处充满“透明的逻辑”，就像只看到冰山一角，便以为整座冰山都是这个形状。每种语言里，都有“透明”的词，也都有“不透明”的词。这与语言的优劣无关，而是语言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历史、文化、音变、引申等种种原因，自然形成的结果。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项先生觉得“毫无逻辑”的英语。他提到的牛（Cow/Ox）、小牛（Calf）和牛肉（Beef）毫无关联，这确实是事实。但这并非“随便造词”，背后反而隐藏着一段真实的历史。
这个现象要追溯到公元1066年的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当时，说法语的诺曼人征服了说古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成为了统治阶级。于是，一个有趣的语言分层现象出现了。

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负责饲养动物的，是讲英语的底层人民，所以动物本身的名字，大多保留了古英语的叫法，比如牛（cow, ox）、猪（pig, swine）、羊（sheep）、鹿（deer）。

而当这些动物被烹饪成熟，端上贵族餐桌成为佳肴时，它们的名字就换成了从法语来的词汇。于是，“cow”的肉成了“beef”（源自法语bœuf），“pig”的肉成了“pork”（源自法语 porc），“sheep”的肉成了“mutton”（源自法语 mouton），“deer”的肉则成了“venison”（源自法语 venaison）。
所以，英语中动物和其肉类的名称不同，不是逻辑混乱，恰恰是历史变迁在语言上留下的忠实印记。它像一枚语言的化石，记录了一千多年前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融合。这是一种历史的逻辑，而非简单的“A的肉”这种组合逻辑。

同样，“wine”这个词虽然没有直接告诉你它是“葡萄”做的，但它却属于一个庞大而古老的印欧语系词汇家族。法语的 vin，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 vino，德语的 Wein，都源自同一个拉丁词根 vinum。在这个庞大的语言体系里，“wine”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清晰的编码，它连接着葡萄种植和酿酒的悠久文化。英语中由它衍生出的“vineyard”（葡萄园）、“viniculture”（葡萄栽培）等词，也清晰地展示了其内在的逻辑网络。

更有趣的是，在某些方面，英语的“透明度”甚至会超过中文。“goose”是鹅，“wild goose”是大雁。这直接揭示了“鹅”是由“大雁”驯化而来的生物学事实。而在中文里，“鹅”和“大雁”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词，我们若非刻意去查资料，很难将它们联系起来。
还有一个例子是大豆家族。英语里，“soybean”是大豆，“green soybean”是毛豆，“black soybean”是黑豆。这种命名方式清楚地表明，毛豆是未成熟的大豆，而黑豆是大豆的一个品种。很多中文使用者可能会把这三者当作三种完全不同的豆子。
所以，用一种语言的构词逻辑去评判另一种语言，往往会得出偏颇的结论。这就像一个习惯了用筷子的人，看到别人用刀叉吃得也很香，却断定对方的工具“毫无逻辑”一样。



项先生的理论中，还有一个更核心的“猜想”：语言是一种信息编码系统，中文编码效率高、逻辑性强，能更好地训练思维；而英文编码系统性差，会拖累逻辑能力。
这个比喻听起来很时髦，也很容易让中国人接受，但它在根本上误解了人类语言和人类思维的关系。
首先，不同的文字系统各有千秋，不存在绝对的优劣。汉字作为表意文字（logographic system），其优点是形义结合，信息密度高，阅读效率可以很高。缺点是学习门槛高，需要大量记忆。而以英语为代表的字母文字（alphabetic system）则相反，它记录的是语音，学习门槛相对较低，掌握几十个字母和拼读规则就能入门读写，但缺点是词形较长，信息密度相对较低。


这两种系统是人类文明在不同路径上发展出的智慧结晶，好比一个是算盘，一个是计算器，解决问题的底层逻辑不同，但都能完成计算任务。硬要说哪个“更高级”，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将一个国家的文盲率，或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直接归因于其语言文字的“编码效率”，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归因谬误。一个国家的识字率，受到其教育投入、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平程度等无数复杂因素的影响。同样，一个国家在某个科技领域的表现，更是由其科研体系、人才培养、创新环境等综合因素决定的。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中文训练了逻辑能力”，既缺乏证据，也忽视了背后无数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


人类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能力，它主要通过数学、哲学、科学实验等方式进行训练和塑造。这种能力是“超越语言”的。无论是用中文思考“三段论”，还是用英文思考“syllogism”，其背后的逻辑结构是完全一致的。一个科学家不会因为他的母语是中文还是英文，而在推导公式时产生本质的差异。
如果说一种语言的结构会完全决定使用者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语言学上一个早已被修正的假说——“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现在的共识是，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认知习惯，比如一个语言里有很多描述雪的词汇，可能会让使用者对雪的形态更敏感，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会决定我们逻辑思维能力的上限或下限。


把英语学得很好，并不会“破坏”一个人的逻辑思维，反而会为他打开一扇新的窗户，让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表达世界的方式。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经验，恰恰能够让思维变得更加灵活、开阔和多元。许多在科学、文化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师，都具备出色的多语言能力，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反证。
语言是用来交流的工具，也是承载文化的载体，它是有温度、有历史、不断演变的生命体。我们可以欣赏汉语的精妙，玩味汉字的意蕴，但完全不必通过贬低其他语言来建立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