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年月之国家文物监守自盗的传统

寂静回声

收藏家庞莱臣后人捐给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传世名画明代仇英《江南春》，突然出现在北京的艺术拍卖中，估价达8800万元。
在庞氏捐赠的137件(套)古画藏品中共有五件古画消失了，包括《双马图轴》《松风萧寺图轴》《仿北苑山水轴》《设色山水轴》。
但南京博物院发文告知上述五件捐品系伪作，所以进行了划拨、调剂处理，但拒绝提供调剂去向。
这些年传出的各地博物院馆藏品被置换和消失，已是行内公开的秘密，博物馆院的领导们哪个不是亿万富翁。

我们从小就恨侵略者抢走我国艺术瑰宝。但细想想，这真是它们的好命，不仅避免在文革中被毁，改开后被家贼中饱私囊，而且可以在世界上保存护理最好的大英博物馆，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文化艺术瑰宝。
“宁与友邦，不予家奴”，这话听着挺扎心，但是不是这个理呢。
有的高官喜欢女人，有的高官对文物字画情有独钟，看上了必须弄到手。
比如康生。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一方唐代陶龟砚，康生爱不释手，就说“借”去看看，竟占为己有，还把它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
故宫方面不敢催也不好入账，只得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合法归康生所有。
康生是识货的，他将觊觎的著名收藏家开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指使亲信前去“抄家”，然后将名家藏品归到文物管理处（那是他的后花园），其实就是归己所有。
康生也假装要脸，总强抢就不好看了，也会象征性花点钱来购买。
有一天，他在故宫文物库发现了黄庭坚的草书《梅花三咏》，爱到死去活来，当即掏出5元钱，说“这画不错，我也不能犯纪律，这画我买了”。
你说，中国各地博物馆院里的珍品碰上大领导们，会是什么命运。所以，别自作多情。
你口中的国之重器，只是领导们的家中私娈。

南京博物院在1964年和1984年先后有两位院长自杀身亡，第一位馆长曾昭燏（1909年1月27日－1964年12月22日）是曾国藩的曾孙女，1964年12月22日，她在南京灵谷寺灵谷塔跳下，当场身亡。
第二任院长姚迁（1926年3月－1984年11月8日）1984年在家中自缢身亡，直接的导火索是《光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诬陷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
有网友分析，此次《江南春》图卷及消失的其它四幅画作，和南博两任前院长的自杀，有隐秘的关联。
知名“红学家”冯其庸（1924年2月3日－2017年1月22日）在其著作《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出版）《姚迁事件》中透露，事件的起因是江苏省某些“老同志”喜欢文物，尤其字画，所以到南京博物院“借”名字画，按照冯其庸的说法，当时借阅字画不还的“老同志”不止一个，甚至是一种通行做法。
但是，根据规定，博物院的藏品，不允许借给私人，但这些人是“省委领导”，姚迁没办法，就让他们借回去了，姚迁非常认真，觉得自己对这些藏品负有责任，所以他对每件被借走的藏品都做了记录。谁借的，借了哪件藏品，借多长时间，然后，姚迁就根据这个记录到时去催，“催不回来，他还是催，催的次数多了”，“这些老同志就不高兴了”。
相关部门就开始查姚迁，先是调查姚迁的生活作风问题，没查出来，然后查其经济问题，还是没查出来，最后就造谣说他有学术问题。

1984年8月26、27日，《光明日报》连续发表两篇打压姚迁的文章。题目是《南博院长姚迁以权谋私侵占科研人员学术成果》《姚迁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
姚迁压力下，于1984年11月8日在家自缢身亡，终年58岁。
1985年8月3日，当局发布消息，为姚迁“平反”，称《光明日报》在姚迁事件中，“严重失实”“任意上纲”。
姚自杀后，徐湖平这个“兵”出身的就继位了，1985年8月起担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自此之后太平无事二十年，字画不再被追缴，销账了。
而且，徐跟台湾人搞的投资公司也风生水起，逐渐以“泰斗”自居，从“艺兰斋”洗白“伪作”。

知情老同志回忆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因保护国有收藏文物字画被活活逼死、最终得以平反昭雪的历史：
邢白，于1984年至1987年任江苏省纪委书记。此前，他先后担任过无锡市和南通市的市委书记。记得，他第一次到省纪委与大家见面，是省委副书记沈达人陪他来的。他说的一段话，我记得很清楚。“我今年整60周岁，前几天刚从日本考察回来，本准备办退休的，没想到韩培信（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说省委已决定我到省纪委工作……”1987 年，也就是他任期届满的前一年，他被免去纪委书记职位，调到省人大工作。按说，新的纪委书记前一年到位，然后换届当选，也是通常的做法。然而，联想到他“下课”前的若干现象，他被免职的真实内幕，却是另有缘由。他被免职前几个月的一天上午，省纪委的秘书长召集几个相关人员研究一个材料如何写法。邢白突然闯了进来，看起来脸色不太好。“你们在研究什么……先停一停，你们先帮我考虑一个问题……”“我刚才从省委那边过来，韩培信书记告诉我一件事，说顾秀莲（时任省长）率省政府代表团赴朝鲜访问，路过北京，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转达胡耀邦同志的话，说江苏这几年经济工作搞得不错，但执行党纪方面不够严肃，一定要注意！”“韩培信问我，胡耀邦同志的话是什么意思，我也想不懂。你们都帮我思考一下，是说我们江苏哪件事情没处理好呢，还是说我们整个纪检工作都没做好呢……”问题重大，突如其来，在座的几个人，谁都没敢吭声。
过后，我猛然间想起来一件有关联的事。中纪委研究室三位同志来江苏调研，领导派我陪同他们去了一趟无锡和苏州。那天，住在无锡梁溪饭店。晚饭后，我陪中纪委一位年轻的副处长散步。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北京人，到中纪委工作八年了。我对他说，我是196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听后，很高兴，说是遇到老学长了！他很健谈，也很直率。交谈之中，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估计你们省纪委书记当不长了！”“啊，为什么？”我感到有些震惊。“有一次，我们研究室主任列席中纪委常委会议。听常委议论说，江苏省纪委近年有几件事情都没有处理好。其中，最典型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江苏有个省委副书记亲自制造了一起致人七年徒刑的冤案，高院宣判无罪释放后，他又下令将人抓了起来。典型的以权压法，阻挠拨乱反正的落实……”
“一件是江苏国画院院长被逼自杀事件。这是“文革”后全国发生的唯一一件“极左”方式逼人致死的事件，事情牵连到省委宣传部长和省委副书记等人……”“这两件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委多次督促江苏省委、省纪委查明真相，作出处理，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但省委和省纪委一直态度暧昧，拖着不办。”“因此，常委们议论，像江苏省这样软弱无力的纪委书记，要赶快撤换下来。”
关于南京国画院院长姚迁被逼自杀之事，我听过时任省纪委常务副书记路沏同志向我介绍过。某日《新华日报》头版下方，发表了一则消息。大意是省国画院院长姚迁因剽窃他人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等问题，正受到有关部门的严肃查处中，云云……消息发表的第二天，姚迁便在家中卫生间自缢身亡。姚迁家属认定，姚迁是被人栽赃陷害而被逼自杀的。并表示如果省纪委不派领导到现场，绝不收尸。当天，省纪委副书记路沏同志会同省委宣传部，公安厅等部门人员一同前往姚迁家。家人这才同意收尸入殓。随后，姚迁家人的控告申诉便寄往了中央许多领导部门。此事很快引起了中央书记处的重视，要求迅速查明情况，严肃处理。后经中纪委、省纪委、中宣部、文化部等派人联合调查，历经数月，终于查明情况。国画院长姚迁确系受人陷害，含冤自杀。特别严重的是，在姚迁自杀前的一段时间里，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曾经组成工作组到国画院，以发动群众“揭发姚迁”这种“文革”式极左方法，无中生有的罗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姚迁头上。更加严重的是，那篇发表在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的消息，竟然获得文化厅长、宣传部长、甚至一名省委副书记的批准，一路绿灯，顺利发表。事发之后，中央书记处明确表示：“此事发生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已经数年之后，属于政治迫害致人死命。影响之坏，全国罕见，必须严肃处理，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然而，此事涉及的有关人员太多，且有多名省部级干部，江苏省委难下决心，迟迟不做处理。中纪委多次催促省纪委，省纪委也是无可奈何。
江苏省的这种推诿拖拉的做法，终于惹火了中央纪委。便派了一位部长级干部，率领五人小组来到南京。住进西康宾馆后，那位部长对前来接待的省委副书记沈达人说：“中央书记处和中纪委派我们来的唯一任务，就是要等你们江苏省委对此案的处理结果，什么时候有了结果，我们就回京复命。如果一直没有结果，我们就一直住在这里等。”重压之下，再无退路。江苏省委连续三个晚上加班开会，研究处理意见。后来，中央纪委批下的有关人员处理意见是：省委副书记孙颔党内警告；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罗运来撤职；省委委员文化厅长、副厅长两人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此外，还有多名处级干部受到党政处分。后来，中纪委还将此处分决定的全文，刊登在《党风和党纪》期刊上。这个刊物发往全国县处级党委单位。实际上，这个刊物普通党员都可以看到。

如此恶劣事件，仅仅是个党内警告处分。再仔细想想，被冤枉致死，然后给你平反，你就得感恩戴德。
而始作俑者仅仅是个警告处分。滑稽不滑稽？你失去的只是一条命，人家失去的可是大好的前程。孙颔1989年4月任江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2004年8月离休，2015年去世。

看看南博的过往，这类事情似乎有着某种传统。
2015年，南博展出大报恩寺的琉璃拱门，由于因为展厅层高不够，将文物生生给砍去了一部分。
那可是南博的镇馆之宝，全球唯一一件，堪称国宝级。
可是为了展出，随意就能截掉一节，还能说什么？
文物保护的底线，难道不该是尊重原物吗？那被舍弃的部分，不只是几块琉璃，而是一段历史的完整。
今天可以削拱门，明天又会对什么动手？
这件事确实是一个预兆。
去年，南博要搞展览，从河南三门峡博物馆借了一件文物，虢国贵族鹿形玉佩。
结果，等到归还时，文物被损坏了。
那可是国家一级文物，国宝级文物，就那么轻易被他们给损坏了。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千年文物而言，任何一点细微的损伤，都是不可逆的伤痛，它们的生命，经不起意外的消耗。
这背后是南博的疏忽，还是某种习惯性的轻视？

如今，捐赠的古画失踪案，像是这条暗线的延续。庞家捐出的书画，五件不知去向。其中一幅，竟赫然出现在拍卖图录上，标价近亿。
捐赠本是大义，是文化的托付。接受捐赠，即是接受信任。而今，信托被践踏，义举成了笑话。
想起另一个名字：萧元。广州美院图书馆原馆长。
他利用职务之便，用自己临摹的假画，换走了馆藏的143幅真迹，其中包括张大千、齐白石等大家的作品，获利3000多万。
最讽刺的是，他用来调包的赝品，后来竟又被别人再次调包。
假中造假，黑吃黑。贪婪的链条，环环相扣，荒唐叠加荒唐。
一个文化机构的守护者，竟然监守自盗，那双本该护画的手，却成了窃画的手。
南博失踪的古画，是否也有类似的情节？还有待调查。但文物管理的漏洞，显然又一次被暴露。
每桩事单独看，或许都可称为个案。但串起来，就成了一串刺眼的斑点。它们指向一种氛围，一种被默许的轻慢：对文物的轻慢，对规则的轻慢，对信任的轻慢。
南博的乱象，萧元的闹剧。看似不相干，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文物管理的漏洞，都是责任心的缺失。都是把珍贵的文物，当成了牟取私利、满足私欲的工具。
作家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早已将这种手法说明白了。

首先，博物馆不是地摊市场，绝不允许出现文物倒买倒卖，但同时，又欢迎全社会对藏品进行严格帅选，去芜存菁。
这意思很明显，博物馆虽然不能倒买倒卖，但可以处理赝品。
既然能处理赝品，这中间就能衍生出很多外人看不见的猫腻和门道。
比如找几个所谓的砖家，出一份所谓的鉴定报告，鉴定某个文物是假的，然后再按照赝品报废淘汰，以极低价卖出。
然后，所谓的赝品最后到了谁的手里，也只有天知他知了。
即便东窗事发，就比如这次，也只用回复一句：鉴定有争议。一切都归于尘嚣。

大色猫

没事，再过50年这些历史的坐标，就是废纸，不值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