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讨薪时

寂静回声

还有三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往年这个时候，很多在外打拼的农民工，早早怀揣着一年的辛苦钱，踏上返乡的路，期待与家人团聚。但是由于去年经济萧条，大量农民工因没赚到钱不敢回家，仍在寒风中等着找些零活，以解燃眉之急。
从安徽、山东、河南、贵州等地零工劳务市场了解到，虽然还有三天就是大年初一了，仍有大量未返乡的农民工，凌晨四五点钟冒着寒风到市场里等活儿。
不是他们不想回家，而是去年一年确实没有赚到钱。
山东济南的王浩（化名）每天凌晨四点多就到当地劳务市场等活儿，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找到零工。
王浩：“啥时候让老百姓好过了，看着心里都难受，基层老百姓他就是不容易，这里哪有村长、支书在这里的？好过的都是掌握在极少数的那几个人里面。”
王浩说，回家过年到处需要钱，今年也没赚到钱，所以不打算回去了。
王浩：“有钱过年，你没钱你过个锤（啥）子你。见了亲戚朋友发个小红包，你没有钱比较寒酸一些。给亲朋好友买礼物不需要钱吗？过年吃喝花的不需要钱吗？”
贵阳一家劳务市场也是挤满了找零工的人。张文（化名）说，身边有的农民工朋友辛苦一年，确实没赚到钱，一天只靠一盒方便面充饥，也不愿意回乡。
张文：“还有几天就过年了，大家还在这边找工作、找活干。没找到工作的还很多，也不是说不努力。”
河南农民工光明（化名）已五十多岁了，去年一年几乎没赚到钱，虽然回到了家乡，但因为手头拮据，完全没有过年的心情。
光明：“今年打工都在这里去干十来天，那里去干十天半个月，就找个活都干不了多长时间，今年都情况不好，没赚到钱。”
光明说很多工友因为没拿到工钱，仍在外面漂着，有的甚至哭着回家。
光明：“有的干了活都要不到工钱，有的还在工地上还等着要钱。有的没要到钱，就哭着回来了。我现在还没考虑过年了，心情都不好。”


2月8日，广东省深圳市爆发讨薪活动，一群工人因不满华富北片区棚改建设项目欠薪，聚集在工地外围向承建的中建一局进行抗议，要求该单位尽早支付积欠的薪水。随后，当地时间9日，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因工人不满万达积欠薪水，前往市政府门口发起抗议，希望政府能介入相关事务，协助工人讨要薪水。

同时，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阵的泉州闽光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厂也因涉及欠薪，遭到工人包围讨薪。另一方面，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也爆发建案欠薪，大批工人围堵建设公司大门讨要薪水的事件。欠薪的事件甚至波及了中国政府掌控的国有企业，中国中铁九局集团旗下的汕头分公司因积欠薪水，遭大批工人赌门讨薪，民众也呼吁政府尽快介入，协助受害者讨要薪水。

除了上述地区外，，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四川省泸州市、陕西省西安市等地也接连爆发讨薪事件，大批工人公开表达对企业欠薪的不满，要求各地政府直接介入。其中，一位西安市西咸新曲沣西新城的建设员工表示，建设公司不只最近几个月积欠他的薪水，甚至连十年前的工资都“尚未付清”，夸张的欠薪情形也引发大批网友关注。

另外，一位居住在陕西省女子自1月28日起，连续13天透过短视频平台发布影片，协助父亲讨要薪水。该名女子表示，积欠薪水的公司是陕西创峰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马峰已于先前遭法院限制高消费，但仍拒绝向员工支付薪水。该名女子呼吁网友提供与刘马峰相关的线索，协助他们争取自己的权益，“做为平民，发布影片是唯一的出路，那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想放弃”。

除了大批工人上街抗议讨薪外，一起发生在广东的过劳死事件也引发网友议论。1月28日，一名在普宁市南径工业园区万顺印花厂工作的42岁工人因长期被迫加班身体不适、陷入昏迷，随后被送至普宁市人民医院，并于30日离世。
该名员工的家属表示，虽然公司将该名员工送往医院，但却仅丢在医院大厅，并未协助其接受治疗。同时，家属也指控该工厂的工作环境严重违反《职业病防治法》，且未提供任何劳动防护措施，甚至未曾进行员工的职业健康培训与体检，质疑恶劣的劳动环境与超长工时是导致该名员工死亡的主因。
然而，工厂老板却不愿意承担责任，甚至向家属说出“给三万块钱买命”等粗暴言论。最终，家属于当地时间7日决定公开相关事件，希望透过网络舆论的力量迫使工厂方面“依法认定工伤”并“追究事故责任”，要求工厂方面“还逝者一个公道”

2025年年末，西安幸福航空上百名飞行员和空乘人员连日聚集在陕西省政府等地抗议，要求解决长期被拖欠的工资及社会保障问题。
1月2日，关注中国群体事件的自媒体账号“昨天”发文表示，员工透露，幸福航空已连续两年未向千余名一线员工正常发薪，飞行员的小时费也长期被拖欠。此外，公司近四年来一直未依法缴纳医保、社保及公积金。
员工表示，为维持基本生存，不少飞行员被迫转行，从事送外卖、跑网约车、做家教等工作，甚至远赴海外从事建筑装修和快递等体力劳动；空乘人员则多靠摆摊或直播带货度日，巨大的收入与身份落差令员工倍感失落。而更令员工不满的是，在公司长期欠薪、全面停航的情况下，公司高管却仍在领取薪酬。（点击观看相关视频）

幸福航空成立于2008年，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与东方航空合资设立，总部位于陕西西安，定位为国产支线飞机的示范运营商。2025年4月底，幸福航空突然全面停航，至今未能复航。
天眼查数据显示，仅2025年1月至4月，公司就八次被列为被执行人，最高单笔执行标的达1.24亿元（人民币，下同）。综合多方信息，幸福航空当前整体债务规模据称约为50亿元。
不少员工认为，长期的治理失序、资金使用不透明以及管理决策失当，才是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据网易12月28日报导，一位地面保障人员透露，自己被欠薪一年多，社保、公积金断缴达两年以上。多数飞行员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寻找其它出路：有的兼职做房产中介，有的做民宿生意，还有的送外卖、做家教。
2025年9月21日，幸福航空举行一场给员工带来短暂希望的座谈会。当时管理层给出三条承诺：第一，如果到年底没有专业航空运营公司介入，政府将找一家企业兜底；第二，飞行员应保持资质，按时飞模拟机，体检正常，相关费用公司将予以报销；第三，解决员工的医保缴纳问题。
因此，许多飞行员按照规定继续训练、体检，期待公司恢复正常运营后能重返蓝天。

但到2025年12月底，根据内部会议内容显示：“航投和战投谈的不是很乐观，复航这个事情可能比较困难。”更为关键的信息是：“市政府现在的重点是保牌照。”“政府不会托底，可能会进入破产清算。”
“到年底了，政府好像完全忘记了9月份讲的话。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什么诚信，统统不管了。”一位员工在内部讨论中愤怒地表示。
承诺的破灭使员工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经济压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职业前景变得完全不确定。员工说，“飞模拟机有什么用？体检费报不下来，维持资质的成本又高，送外卖的我们根本承担不起。”
一位内部人士说，“政府要求占股份、股权，态度高高在上，不讲信用，不让利于投资者，也不提供补贴。”“这种条件下，公司十年不赚钱，自然把很多投资者拒于门外。”
一位网友直指，幸福航空的困境并非个案，它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在管理国有资产时的通病：既要保持控制权，又不愿或无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投入。

11月5日，一段几内亚西芒杜铁矿项目罢工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显示，山西建投拖欠中国工人三个月工资，工人集体罢工堵路维权。据悉，中国国企在14个国家的海外工程普遍存在工资拖欠问题，涉及中铁、中建、中电建、中石油等“一带一路”核心企业，欠薪时间从数月到半年不等。“一带一路”曾被中国政府视为国家战略，但近年来多个海外工程烂尾或停滞，意大利、菲律宾等国相继退出合作。海外中国工人则成为受害者，既拿不到工资，又被限制发声，一旦维权便面临威胁和强制删帖。

11月3日，浙江温州中国鞋都产业园区三期，一名雅朵鞋业有限公司的工人从六楼跳下身亡。据死者家属透露，其长期患病却难以获准请假，工厂要求带病工作或自费请人替班。事发后家属连续三日在厂门口讨说法，但企业拒绝沟通与赔偿。此事引发工人群体广泛关注，揭露了温州乃至全国制造业中普遍存在的超长工时、休息极少、病假受限等问题。其他工人也指出，类似现象严重且常被忽视。

11月初，有报道称，在北京石景山区大悦城商场内，一名新入职保洁员在操作清洁车时，误将同事撞入电梯井，导致其当场死亡。据悉，该保洁员系劳务派遣，于5月1日7时到公司应聘，8时即上岗作业，无岗前培训和特种车辆驾驶资质。经协商，商场向死者家属赔偿140万元，该保洁员个人赔偿8万元，但却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提起公诉，且可能因“没有救治被撞同事”而影响量刑。商场与劳务公司严重的不规范用工是事故的根源，却从刑事责任中隐身。

11月上旬，山西省喜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一则酒店前台招聘信息引发争议。在招聘网站上，该酒店的前台任职要求第一条为“经历过社会毒打，知道找工作不容易，缺钱，抗压抗骂”，并括号强调“重中之重，看清楚再聊”。此举可见企业对服从性的刻意要求，依托于当今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普遍弱势，这种要求愈发明目张胆。

11月10日，外卖骑手白某起诉公司未缴社保致其生病无法报销一案获二审判决：法院维持原判，认定公司与白某存在劳动关系，需赔偿白某医保报销额31.4万余元。白某虽与湖北某公司签订外卖配送协议，但法院认定实际用工主体是常州另一公司：白某接受该公司管理，薪资结构、工资发放等均表明事实用工关系，名义合同无法规避用工责任。

11月13日，有报道称，苏州一30岁邮政快递员小李于10月17日晚间派件过程中不幸遇害。事发时，小李将一件快递误投至收件地址附近，发现后多次致电收件人试图说明情况并沟通处理方式。收件人知情后，情绪激动赶到现场，双方发生口角。争执中，收件人丈夫突然持刀行凶，快递员经抢救无效当场宣告死亡。小李系中国邮政正式雇员，负责苏州某片区配送工作。家属表示目前正与当地邮政网点沟通善后事宜，警方尚未公布更多信息。

11月5日，河北一女子收到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书，这意味着她仍无法在北京退休。据悉，该女士于2001年被“无限期放假”后进京打工，2009年起在京缴纳养老保险，并于2021年按朝阳社保中心指引办理转移，准备在京退休，2024年却被告知不符合在京退休条件。一审法院认定，朝阳社保中心于2021年为给她建立正式账户而非临时账户属违规行为，故其在京退休资格无效，绝口不提社保中心应为此付出何种补偿。而该女子在完成社保转移后，无论在京还是在原籍地均不可退休，进退维谷。这种特殊情况，也同当初国企改制留下的政策混乱密不可分，只不过代价压在了劳动者的人生上。

11月初，网传“江苏昆山某公司招聘要求入职者签署‘放弃考研承诺书’”。随后，苏州市网联辟谣平台回应：涉事岗位并非昆山企业，企业在外省，但“放弃考研承诺书”的说法确有其事。公司负责人称此前曾遇到员工“入职培养数月后开学离岗”，因此在招聘中加注“需签承诺书”，目前该岗位在平台已被举报下线。

10月31日，厦门幼师被举报携带“地贫”基因遭解聘申诉结果公布，人社局维持解聘决定。自2024年8月以来，该幼师一直被举报“患有地中海贫血、隐瞒病史”，因此于2025年6月被幼儿园解聘。然而，当事人虽在产检中被查出为β型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但入职前的3次体检均显示不贫血、体检合格。11月中旬，公务员体检标准调整，明确地贫基因携带者若血红蛋白高于90g/L，可视为合格。得知标准调整后，当事人再次向人社局提出继续申诉。此前，厦门亦有多名女性因产检查出“地贫”基因被拒聘。

11月初，四川岳池县师达实验学校被曝长期拖欠工资、仅缴纳1个月社保且未缴纳公积金。该校隶属某房地产集团，其房地产项目出现巨额亏损，自2024年以来，集团不仅持续拖欠教职工薪酬，还将秋季学期收取的数千万学费挪用填补房地产贷款账目。尽管教师多次仲裁、起诉维权，省教育厅亦介入沟通，但教职工工资仍遭拖欠。当地教育局亦表示，由于该学校为企业投资的民办学校，教育局干预作用有限。

11月初，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9月，全国失业保险支出218.1亿元，同比增18.99%，连续19个月保持两位数增幅；前9月支出1546亿元，已两次“收不抵支”。类似缺口在2019—2021年、2022年下半年就多次出现。一边是就业承压下申领增加，另一边是人社部长期降费率、稳岗返还、为企业减负，导致基金收入和结余被削薄。当失业险更多被用来托底企业，而不是托底失业劳动者时，最后被逼着让步的依然是被制度性忽视的打工人。
前9月，失业保险基金收入是1527亿元，低于支出的1546亿元

Hui Xu和 Stefan Schmalz聚焦2014年广州中山大学大学城校区环卫工人罢工的案例，总览性地概括了事件发生时期的背景，包括不同形式的 NGO与其他公民社会参与者和劳工所构建的联盟是如何在中国，尤其是广东，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进行活动，以细致和具有逻辑性的个案深度研究为主体，展现了各方参与者的行动对于事件本身，和身处其中的劳动者们的影响，以及提出了这种联盟构建的局限性。

随着中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法院逐渐成为劳资纠纷的重要解决渠道。本文以广东东莞地区法院为案例，分析法院在处理劳资冲突中的双重角色与行动策略。一方面，法院遵循法律专业主义，依法裁决，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优先目标，努力避免集体抗议和群体事件的发生。为兼顾这两个目标，法院采取了一系列独特实践，如与地方政府、公安等部门协作，在集体抗议现场派驻法官进行“司法外介入”，以及在司法程序中将集体争议案件拆分为个体案件处理。通过这种“个体化”策略，法院有效瓦解了工人的集体行动力量。总体来看，法院在劳资纠纷中扮演了既调解、又管控的复杂角色，体现出法律专业性与政治稳定需求之间的张力。

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引发珠三角工潮，工人要求涨薪500元，抗争迅速在本田供应链企业间蔓延，并取得成功，促使官方工会罕见地站在工人一边。罢工推动广东启动工会改革，包括工会选举、集体谈判制度与工会间交流机制。作者通过对本田系供应商的访谈调查发现，工会改革形式上引入了集体谈判，但实质上遏制了工人的自发组织力：基层工人无法当选工会代表，诉求被规定时限；工人提出的“激进”要求被上级工会以不理性为由驳回。改革后，谈判不再能实现如2010年那样的涨薪成果，也未推动工会民主化。作者指出，这非广东一地的问题，西方工会体系中的集体谈判同样存在压制工人自主行动的倾向。与其寄希望于体制内改革，不如讨论如何在制度之外保留工人集体行动的经验与力量，让罢工从偶发走向常态，实现跨行业合作与交流。

本文通过聚焦80年代中国，以及该时期下看似处于两项矛盾改革的武汉，为我们展现了不仅是“社会主义对工人做了什么”，更是“工人对社会主义做了什么”。译者认为本文对未来中国劳动者和劳工行动者的重要启发即是：我们要尽量避免在纯粹形而上的政治学或者法理层面去理解国家的政策或者相关举措，而是必须看到这种现实的政治行为在现实中具体采取了怎样的形式。辨析其中的矛盾之处并做出回应与反抗，有时候即意味着“意料之外”的行动空间和运动机会。

作者跟随几位云南商务职业学院等医学职校生的经历，讲述他们在招生宣传中被许诺“高薪口腔护理”，却在校内遭遇粗糙教学、买证圈钱，寒暑假被以“勤工俭学”之名多次输送到电子厂、空调厂拧螺丝、搬货，不仅工时超长、而且工厂管理粗暴、工资也被层层盘剥。文章提到中介与学校签“输送协议”的利益链，以及学生即便拿到文凭，也因专业不对口、资质受限，找不到医疗相关的岗位，只能回流水线打工，把几万学费和青春都变成“付费打螺丝”。

女性骑手王晚在跑外卖间隙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此书。在这个高度男性化的行业中，女骑手不仅面临着与男性骑手一样的制度困境，也经历着更多挑战：男顾客默认骑手为男性，只穿内裤开门；淋雨送单、过度劳累导致经期紊乱；不断被劝说转行；遭遇性骚扰……这些鲜活的经验，为理解骑手的劳动处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性别维度。

自10月中旬网友发文质疑山姆配送员超载以来，多家媒体跟进报道了山姆的配送方式。《狂奔的山姆，超载的骑手》介绍了山姆“极速达”的仓储和分包机制。在分包体系下，配送员工资按照单量计算，重量补贴实际极少甚至没有，配送员只有接更多单才能获得更高收入。极昼工作室报道了中年山姆配送员，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失业人士，在“超载”之外，极速达商品范围的不合理扩充、配送时间的压缩、与小区安保的冲突等，构成了他们的劳动日常。我在Sam送外卖则提出，因为外卖时效性质、城市交通等原因，“使用三轮车或四轮车送货”属“头痛医脚”，改变机制才是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