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论坛上美国政商科技界1500人共商美国供应链的安全问题

寂静回声

始于2023年的美国山谷论坛(Hill and Valley Forum)峰会，以“国会山与硅谷”命名，寓意连接科技界与国家安全战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在逆全球化时代已成为大国的致胜高点。论坛创办者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现在是华府的副国务卿，具体负责经济、环境和能源事务。早先曾任职谷歌全球产品政策负责人、Palantir公司高级顾问。
赫尔伯格的个人成长叙事，最能解释其政策气质的起点，是一种带有外部视角的美国认同感。他出生于法国巴黎，在法国成长，少年阶段正值伊拉克战争引发欧洲社会强烈反美情绪，使他在校园环境中频繁卷入对美国角色与国际政治的辩论。作为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他强调家族记忆使他对所谓“威权风险”异常敏感，这也构成他后来将技术竞争上升为制度安全议题的重要心理底色。
早年阶段，他在法国完成以经济与社会科学为主的学习，之后以访问学生身份进入哈佛学习，再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就读国际关系。其本科论文一端聚焦海地发展与增长模式，另一端关注金融监管与系统性风险的制度漏洞，这种组合很早就把他的问题意识拉向“国家能力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落地”。
其后在纽约大学攻读网络安全风险与战略方向硕士，赋予他将技术风险纳入国家战略的能力。

在进入大型科技平台之前，他的经历并不局限于学术与研究，而是持续在“项目化动员”场景里训练能力。无论是早期在政策与公益项目中做跨机构沟通，还是短期的竞选咨询工作，他都在反复练习两件事，如何把抽象议题变成可传播的叙事，如何把政策主张变成可执行的行动方案。随后他进入创业与数据产品相关领域，在健康科技企业担任联合创始人，并加入政治风险与数据分析公司的创始团队，这段时期强化了他的产品化思维与组织能力，也让他习惯用可交付的机制来处理复杂风险，而不是停留在理念层面。
2016年至2020年在谷歌任职，是其政策人格成形的关键阶段。他在全球政策团队中从事产品政策工作，处理虚假信息与外国干预等议题，直接面对国家行为体利用民用平台进行高频率的影响力投送。对他而言，这段经历最重要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一种治理经验，平台既是商业产品，也是政治空间，规则既是公司政策，也是国际对抗工具。

离开谷歌后，他并未立刻进入政府，而是通过智库与学界平台完成概念生产与政策对接。他先后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担任研究员，并在斯坦福大学地缘政治与科技研究中心担任高级顾问，同时在布鲁金斯学会牵头对华议题工作组，再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担任高级研究员。
这个阶段的核心作用，是把平台治理一线的风险直觉转译成华盛顿可用的政策语言，逐步形成一套以供应链、投资审查、产业能力重建为核心的经济安全话语。2023年至2024年，他进入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担任委员，这一步非常关键，意味着他获得了国会侧的正式接口，从公共讨论走向制度议程，使其观点更容易被转化为立法、监督与跨部门协调的政策需求。
与此同时，他在国防科技产业链的嵌入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执行取向。自2023年起，他担任国防科技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首席执行官高级顾问，并在相关基金会担任研究员，工作内容聚焦国家安全趋势与关键技术政策的联动，这使他更贴近政府采购、国防工业基础与企业合规的现实约束。在组织动员层面，他参与推动连接国会山和硅谷的山谷论坛（Hill and Valley Forum）等跨界平台，将科技企业、风投与国会议程放到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形成聚焦中美科技竞争的持续对话与动员机制。他逐步从“写观点的人”变成“搭平台的人”，从“讲风险的人”变成“组织工具的人”。

在进入国务院之前，赫尔伯格曾以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身份参与政府的人工智能政策，并在2025年7月白宫发布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前后承担了明显的政策阐释与议程动员角色。行动计划发布活动在政治传播上高度依赖硅谷与华盛顿的组织化联动：计划发布活动由山谷论坛共同主办，体现特朗普团队在人工智能议程上对科技资本圈层的深度借力。
2025年10月，他正式出任美国国务院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事务副国务卿，完成从议程倡议者到政策执行节点的跃迁。作为本届政府里为数不多的性少数人士和一位前民主党人，他的足迹受到关注。上任后他在一个多月内密集展开外交行程，已访问7个国家，并与来自25个以上国家的领导人会面，显示其经济外交议程推进节奏明显加快。
其对外传递的主轴判断是，全球经济正处在由关键技术突破驱动的关键转折点，“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应成为各国理解新时期竞争与合作的基本框架。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将把经济外交的重点放在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推动创新扩散与产业能力建设、并通过强化同盟合作来巩固美国的繁荣与韧性。

在具体政策优先序上，赫尔伯格提出四项战略重点：
第一，保障技术供应链安全，围绕关键技术与关键投入建立更可靠、更可控的供应体系；
第二，推动贸易再平衡，调整既有贸易结构与规则安排，使其更符合美国的竞争与安全需求；
第三，扭转去工业化趋势，通过再工业化与制造能力重建提升国家经济基础与战略承受力；
第四，在冲突地区恢复经济稳定，把经济稳定视为安全治理的一部分，通过经济工具降低冲突外溢风险并增强地区韧性。

在认知结构上，他的思考方式具有三层嵌套。第一层是世界观层面，他假定技术会重写权力结构，国家竞争必然渗透到产业链与平台规则中，所谓中立只是时间窗口而不是长期状态。第二层是分析框架层面，他习惯用系统工程语言来处理安全问题，把国家能力拆成层级和链条，再寻找真正决定胜负的瓶颈位置。这就是他在多次对谈中反复强调的堆栈思维，硬件与软件必须一起看，矿物与算力必须一起看，数据中心与电网必须一起看，孤立地讨论任何单点技术都会误判风险。第三层是政策行动层面，他倾向于用工具链条而不是宣言来解决问题，尤其重视能改变企业激励与政府执行效率的制度杠杆。
他在谈硅谷与政府关系时反复强调两点，一是企业必须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不可把中立当作道德优越感，二是胜负最终取决于产出与交付，技术要在真实场景中验证，政策要能把私人研发转化为公共硬实力。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认知，也解释了他为何把采购体系与工业动员视为关键变量，认为最大短板不在创新本身，而在将创新快速转化为规模化能力的制度摩擦。
从这套认知结构出发，他的政策工具呈现出四步法。第一步是加速自身能力建设，重点落在再工业化、能源供给与关键基础设施扩建。第二步是阻断外溢与渗透，把知识产权泄露、平台入口风险、间谍与数据外流视为结构性漏洞，主张通过更强的审查与执法降低对手获取成本。第三步是降低依赖结构，用宏观激励改变企业供应链选择，把关键环节迁出高风险体系并在可信空间内重建冗余和替代。第四步是组织同盟与动员私营部门，把可信伙伴概念转化为制度门槛和协同行动，推动投资审查、出口管制、反倾销与基础设施项目的对齐，并用平台机制弥合硅谷与华盛顿的长期断裂。

3月24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山谷论坛（The Hill and Valley Forum）”上，政界、财界和科技界约1500名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美国如何在人工智能（AI）时代维持霸权。在去年上台的川普政府中，科技界出身的人士被大量安排担任要职，发挥着相当大的政策影响力。赫尔伯格一整天都留在会场，他表示：“无论是在技术、经济还是地缘政治等领域，都没有政府或科技界单独能够解决的问题。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是美国最强大的力量。”
在当天的活动上，集中出现了“要正视美国的问题，现在起为应对中国成为敌对国的情况做好准备”的声音。

被称为“华尔街皇帝”的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在与前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的对话中说：“我对预算编制、僵化的采购方式等导致我们落后的政策深感沮丧。美国必须纠正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因为成本更低而依赖中国获取稀土、药品原料、高端军事装备零部件等，美国应该做到自给自足。中国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为自给自足做准备。如果中国成为敌对国，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能否自行获得所需。”
摩根大通去年宣布了一项倡议，为美国的战略技术自立和恢复供应链，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等国家安全项目上投资1.5万亿美元（约合2250万亿韩元）。关于台湾问题，戴蒙说：“中国正在投入巨额资金打造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必须假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最坏的情况。”

最近最受瞩目的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特雷·斯蒂芬斯说：“我们的敌人正在中国和俄罗斯建立能够生产尖端武器的产业基础。如果无法重建‘自由的兵工厂（Arsenal of Freedom）’，由腐败的官僚体系统治这个国家，那么美国的下一阶段将由（中国技术创新城市）深圳来决定。”他列举了过去政府主导在太空、核能、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取得创新的历史，说：“技术一旦出现，不要问如何监管，而是要想如何利用它才能让这个国家繁荣。由于政府没有制定法律和政策，科技行业就像哲学王一样站出来，试图决定什么是最佳政策。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取决于美国国民和政府的民选代表。”

在参议院领导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说：“冷战时期我们并不太依赖苏联，但现在我们从中国进口大量关键矿产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竞争对手。我们不能放任严重地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的中国继续战胜我们。”
他就川普政府最近批准英伟达出口AI半导体H200一事表示：“我认为民间部门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共和党参议员吉姆·班克斯主张：“国会应该通过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阻止中国接触尖端人工智能半导体。”
议员们当天会见科技界主要人士时说：“在国会里，主修计算机科学的议员寥寥无几。希望业界随时向我们要求需要什么，并施加压力。”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在演讲中说：“为了让美国在人工智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政府不能屈服于管制的诱惑，科技界应该作为具有爱国心的合作伙伴走在前列。国会要确保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成为未来的最高标准，并实现这一目标。”

为此，论坛还强调了美国与同盟之间构筑供应网的合作。论坛创始人之一、投资了SpaceX的风险资本人（VC）137 Ventures代表克里斯蒂安·加勒特说：“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曾说过，加强与同盟的关系是最好的商业。与欧洲、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形成和发展伙伴关系才是让这件事能走下去的核心方式之一。”台湾的萧美琴在视频致辞中强调了台湾科技企业向美国的AI、能源及半导体基础设施投资2500亿美元的计划。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委托生产企业富士康的董事长刘扬伟也在谈话中公布了扩大美国国内生产设施、招聘人力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