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中国：一国两制在国内学界早就破产了

寂静回声

探讨台海危机时，全球目光常聚焦于共军何时动武。然而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日前发表报告，分析北京当前更棘手的焦虑是“打下台湾后，该如何统治”？
中国学者自己都坦言“香港模式”并不适合台湾，报告作者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也警告，将2300万人的自由民主体制强行塞入列宁式威权框架，注定是一场风险极高的政治工程。

“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东亚资深研究员ichard McGregor，以及华府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Jude Blanchette在〈After annexation: How China plans to run Taiwan〉（并吞之后：中国打算如何治理台湾）一文中指出，面对台湾民主体制的巩固，习已开始收紧北京对统一的条件，要求将台湾完全纳入中国的威权政治体制。如果依照习的计划执行，数百万台湾人可能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将遭到监禁，除非他们放弃支持台湾自治，并以“爱国者”的身份宣誓对中共效忠。

问题是，许多中国学者也感到不安，用来治理台湾的总体模式──“一国两制”──恐怕已走不通。
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指出，北京对台思维已从和平相处转向吸纳式控制。不过随著台湾认同与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习的统一条件也变得更为强硬，要求全面政治整合，而非提供真正的自治。两人爬梳中学术与政策文献，发现中国学者普遍将台湾的统一前景区分不同阶段：先以安全手段压制、瓦解政治对手；再进行超出统治香港程度的体制重整；最后是长达数十年的心理重建工程（psychological re-engineering project），让台湾人最终认同中国。但这个过程恐有数百万台湾人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许多台湾的政治领袖也会遭到监禁。

两位作者认为，中国方面关于统一台湾的想法充满了未解的矛盾。无从保证的自治根本无法产生信任；
强制能带来稳定，却无法获得正当性；
经济整合方面的进展，也不能取代台湾民众的认同。
北京明白它将面临的挑战规模——在被对方拒绝的情况下治理一个已获得巩固的民主——即便限制台湾民众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2024年8月，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研究所所长赵燕菁发表一篇论文，敦促北京立即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台湾的影子政府，为对该岛的全面接管做准备。赵燕菁主张，“统一后必须准备一个对台全面接管的方案，这一点刻不容缓”。
不过这篇论文在一些敏感的议题上，也罕见地做出几项坦率的承认：
台湾内部对统一的反对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深；
香港在1997年之后的治理模式并不适合台湾；
许多中国官员对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现况甚至缺乏基本认识。
这篇论文在中国网络上短暂流传遭到下架，突显此议题的敏感性与此类坦率论述的罕见性。

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指出，大部分处理两岸问题的学者对台湾的分析，几乎全部集中在可能的海上封锁或军事接管的作战细节，毕竟中国入侵台湾如果成真，绝对是21世纪最具经济与军事破坏性的事件。然而对北京如何动用武力夺取台湾的强烈关注，却牺牲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在北京完成武统之后，又将如何处理冲突后的占领问题。前面提到遭下架的文章之所以引人注目，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官方政策，而在这篇文章承认了中国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不透明的广泛辩论。

两位作者直言，即便北京以极高代价取得军事胜利，也无法解决中所定义的台湾问题。因为严峻的治理与行政挑战、缺乏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台湾内外的持续斗争，将引发一个漫长且不确定的阶段。历史证明，占领、治理、并试图改造一个复杂的民主社会，往往比在军事上击败它更为困难。换言之，统一台湾的成败，一方面取决于军事冲突的胜负，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是否能控制统一之后的政治秩序。

尤其台湾是一个高所得的自由民主国家，拥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密集的公民机构、独立的法律文化、喧闹活跃的自由媒体，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高科技与资讯网络。这让台湾问题与香港、新疆、西藏问题截然不同。以武力治理这样的社会，将对中国造成庞大且持久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成本，甚至在未来数十年还会形塑中国的国内政治、国际地位与全球经济稳定。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改变社会结构，而是要彻底改造一个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对立实体的社会与民族的结构与认同。

根据陆委会所做的民意调查──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台湾追踪调查，约有7％的成年人口──相当于130万人──支持立即宣布独立。在北京的统治下，持此立场者将面临入狱的风险，可能有数十万人将被剥夺投票权，无论是否主张台独，所有台湾人都可能被各级政府的公职体系排除在外。若以政党认同为衡量标准，面临政治自由威胁的人数恐怕会更多。台湾选民有三分之一支持民进党，但中视民进党为促进反北京情绪的温床。包括律师、记者、公民运动者、企业领袖、公务员，还有那些民进党的支持者，都必须对中共表现忠诚，否则很可能失去工作甚至被送进监狱。

如果怀疑北京是否会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镇压，2017年起的新疆就有高达百万名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其他中亚族群的人士关押于监狱和集中营，“接受旨在把他们改造成世俗化、爱国、支持党的思想改造”。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强调，这让新疆被置于全面监控之下，至于从家庭中被带走的孩子们，则会被送往专门的寄宿学校。两位学者认为，鉴于北京几乎肯定会把某些台湾人的态度、价值观视为对接管计划的关键威胁，对台湾的政治清洗规模很可能还会再提升。

在中国的法学界，这套清洗工程已有明确的理论基础。武汉大学法学院学者周叶中在二〇一八年便毫不避讳地引用二战后德国的历史作为类比，主张台湾在统一后必须透过法律机制来“消除台独情绪的毒瘤”，这种逻辑在学界被称为中国式的“去纳粹化”。周叶中建议利用二〇〇五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将参与支持独立的活动列为担任公职的绝对排除条款。他甚至提出一种带有胁迫性质的“特赦”方案：过去曾支持独立，但后来透过积极对抗反北京运动来“证明忠诚”的官员，才能获得条件式赦免。
中国学者薛永辉与姚泽浩的分析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肃清逻辑，他们引用学者熊宏亮与段磊所提出的模型，区分了“不稳定的统一”与“理想的统一”。薛永辉与姚泽浩主张，如果不能解决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问题，统一就只是表面的，分离主义随时会卷土重来。因此，他们提议在台湾建立一套公职人员誓词与资格审查系统，确保只有“爱国者”能治台，这与香港在二〇〇〇年后实施的“爱国者治港”框架如出一辙。

自习201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以来，许多中国学者、法律专家和政策研究者，都将关注重心转向统一后的统治问题。他们以更大的紧迫感，明确将台湾视为一项涉及政权安全、体制控制、身份转化以及在强烈国际关注下，如何管理长期抵抗的短期治理挑战。虽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仍是北京对台策略的核心，但学者们也强调制度的排序、法律架构和持续的政治整合。与此同时，这些学者也暴露出对合法性的持续焦虑：中国该如何长期统治在中国政治轨道之外发展了七十几年的台湾社会。

对许多中国学者而言，香港示范了过度宽容的风险以及晚期事后干预的局限性。他们认为香港的经验显示，自治若没有严格界定并且持续监督，可能演变为对政权的直接威胁。因此在法律上吞并（de jure envelopment）之前，就必须先进行政治、社会与资讯方面的准备工作。中国学者也借鉴了在新疆和西藏的经验，并且讨论如何治理所谓“超大型国家”。他们认为核心挑战不在于多样性，而在于如何在不削弱中央的权威之下加以管理。台湾在此框架下，日益被视为高风险区域，必须长期采取侵入性控制来达成完整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整合。

不过官方对于如何精确治理台湾，保持相对低调。邓小平在1970年代后期首次提出“一国两制”框架，台湾将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理论上被允许“保持现行的社会制度，并依照法律享有高度自治”。然而在此粗略蓝图之外，北京也一直相对保持沉默。两位作者强调，这份报告并非是要推测北京在统一后的规划，而是基于2019至2025年间中国学术、法律与政策相关文献，试图找出关键洞见，揭示中国精英如何看待统一的挑战、他们认为可用的必要工具，以及相关讨论的内在逻辑矛盾。

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指出，在以外来统治者身份治理社会方面，中国共产党可说丰富经验。从1950年代起，中国在名义上为“自治”的新疆和西藏强行推行特定模式，逐步抹去任何行政或文化差异。近年北京加速将香港整合进入大陆体制，透过法律战、胁迫、监禁政治异见者，以及对制度的渗透与收编，中国政府瓦解民主政治、限制独立司法、削弱公民社会，并将宗教机构置于更紧密的控制之下。1997年交接后“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承诺，如今却沦为仅是一个“过渡性的口号”。

如果说到台湾，则会是比上述历史经验更深刻的挑战。自1940年代以来，台湾就由独立的政府治理，并自1990年代中期起成为蓬勃发展的民主国家，至于台湾抵抗外来统治的传统，甚至也早于现代政治：当年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计划皆告失败，清治时期也屡见民众揭竿起义，日本的殖民统治（1895–1945）带来现代化，同时也遭遇持续抵抗，日本政府则动用暴力镇压。国民党在1945年后的接管也大致依循相同模式：威权整合、血腥镇压与打压政敌。

自从蒋经国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政治自由化以来，台湾已发展成一个运作良好的自由民主国家。政权透过选举交替，立法机构与地方政府具实质影响力，抗议活动已成常态，司法较为独立，公民社会根基稳固，民营企业依照法律而非官僚的任意裁量运作，军队已去政治化，成为国家机构的一环而非党的私人武力。上述政治变迁，更伴随著台湾认同感的深化，也深植于民主制度与政党竞争之中。简言之，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认为现代台湾的决定性特征，与中那套列宁式的统治模式根本不相容。共产主义教条不可能容忍政治多元的文化，因此北京武统台湾之后，大概率将面对的问题是：该如何应对台湾人的抵抗，能否以可接受的代价做到这一点。

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指出，过去十年，北京对台湾问题的表述经历了一场低调的根本转变。尽管终结台湾的独立政治地位、将其置于中国主权之下的核心目标始终如一，但相关用语却已明显改变。过去所谓在弹性制度安排下的“和平统一”，日益被重新表述为“完全民族统一”。此一转变反映了中国党国体制内对台湾问题的性质、阻碍统一的来源、以及以自治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恐怕进行了重新评估。在中国的学术与政策相关文献中，台湾如今较少被视为“等待制度安排的领土”，而更被当作一个“政治复杂、意识形态上存在激烈争论的社会”，将其纳入将对政权安全构成尖锐风险，因此“如何治理”（而非“如何谈判”）已是北京战略思维的核心

在后冷战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对台问题的首选表述，一直依托于“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这对组合。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认为，这两个表述也发挥了多重作用：
对外，它传达了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主权争议的克制讯号；
对内，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领土完整的坚持与台湾实际存在的分立政治体制之间，扮演了一座桥梁。

在邓小平掌权之初，当时的领导人向台湾提出一项条件：只要台北承认自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可以保留其治理、经济和社会体制，甚至保留军队。当时台湾拒绝了这项提议（至今也仍然拒绝），蒋经国则在形式上、宪法上以及情感层面上，主张自己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不过后来台湾对自身在国际上的定位已被彻底颠覆，并且以更强烈的台湾认同感与反威权的民主政治来反对中国的统一主张。虽然中华民国宪法从未放弃对全中国的历史主张，但自1990年代初以来，台北在法律与实务上一直作为仅治理其控制领土的国家在运作。

时任总书记江在1995年1月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并在香港回归后再次重申。时任副总理钱其琛在2001年的演讲中，则详细重申了江的八点主张。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为，这段演讲现在读来令人惊异，因为钱其琛说：“‘台湾’可以继续使用新台币、保留自己的军队，成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并且维持自己的政府架构。大陆不会征收台湾一分一毫的税收，也不会调拨台湾一分一毫的资金。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将保持不变。台湾的企业家将保有原有财产。台湾的人事将保持自治，大陆不会派任何官员到台湾担任国家职务。”

不过这种相对宽容的语言近年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强调“祖国完全统一”。这个词语在党的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学术著述中频繁出现。虽然它并未取代“一国两制”口号，但仍决定性地改变了优先次序，也大幅限制了对台北提供的自治空间。对“完全”统一的强调，意味着必须彻底消除台湾的独立政治身份，而不仅仅是对台湾进行某种间接或疏离的管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志怀就说：“国家统一不是‘买菜’，不能讨价还价。”

中国大陆的学者如今已普遍接受一项现实：两岸数十年的分治，已在台湾催生出明确的本土认同，且这种认同与台湾的民主自治及反威权体制紧密相连。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在2024年指出，民进党当局透过历史、文化和教育加速“去中国化”，导致台湾的历史观出现混乱与扭曲，严重压缩了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空间。这意味着在中眼中，台湾的民主多元与政治认同已不再是“需要被管理的异常现象”，而是“必须被直接摧毁的生存威胁”。

在中国学者的论述中，拿下台湾的模式五花八门。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梳理出中国学界最常讨论的几种逼降剧本：
一、长春模式：源自1948年共军对国民党驻守的长春城发动的残酷围城战。此模式强调“攻心为上”，透过长期封锁切断资源，引发台湾内部的社会崩溃与菁英阶层分裂，最终迫使守军在毫无退路下投降。
二、西藏模式：强调使用有限度的军事武力造成既定事实，随后在压倒性的军事威胁下展开谈判。报告引述中国学者的分析，此模式的核心是“以武逼谈，以谈促统”，利用高压的心理战迫使地方政权走向和平统一。
三、北平模式：源自1949年共军进入北京的历史。前中国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曾将此形容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的完美结合”。其逻辑是展示绝对的军事优势，让抵抗显得毫无意义，促使政权迅速崩溃并接受投降条件。
四、越南模式：着眼于国际社会的现实主义。一旦战场结果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即便曾经支持战败方的外部大国，也会为了自身利益逐渐适应新的政治现实。
五、克里米亚模式：这是中国学者近年最津津乐道的范例。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过程展示了如何模糊平民与战斗人员的界线，并在军事占领后迅速利用“虚假公投”来合法化统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者胡世宏在2013年的论文中便强硬表态，如果中国境内的任何地区或民族透过民族自决或公投等方式寻求独立，中央政府有权使用武力反制。中国民族主义学者、人民大学的王文更赞扬俄罗斯透过博物馆与纪念碑推广“共同历史”，成功将吞并包装为“回归”。在中眼中，公投从来不是为了探询民意，而是用来背书已定结局的政治表演。

一旦透过上述手段完成实质占领，中的“法律战”将立刻无缝接轨。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指出，2022年发布的《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中，北京明确宣告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受国内法而非国际法管辖。中国学者田飞龙便主张，必须迅速引入类似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必然会进行挑衅与破坏的地方派系和外部干预势力”。闽南师范大学学者朱磊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统一后台湾实行的高度自治，其政治权力是由中央政府授予并受其直接领导的。这意味着，自治只是中共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

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认为，北京想要长期统治台湾，真正的战场在于“认同”。根据政大选举研究中心（NCCU）的长期追踪民调，目前仅有百分之二点五的台湾人单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指出，未来的统治重心将放在台湾的年轻世代与教育系统上，展开彻底的思想重塑。中国驻澳洲大使肖千曾公开表示，台湾人民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更曾在法国电视节目上扬言：“我们将进行再教育。我确信，台湾民众将再次支持统一，并再次成为爱国者。”

根据学者论述，这场工程包括全面改写台湾的历史叙事、废除自由民主的公民教育，以及彻底清除教育系统中的台独分子。东南大学学者徐川在检讨香港经验时便指责北京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后，错失了重塑青年认同的最佳时机，北京显然不打算在台湾重蹈覆辙。在经济层面，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的分析显示，策略已经从期待有机的政治融合，转变为将经济整合做为政治压迫的工具。2023年9月发布的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真实目的是建立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学者盛九元等人的研究呼吁当局采取政策干预，将台湾经济被迫与大陆的红色供应链强制接轨。

对于全球半导体制造龙头的台积电（TSMC），中国人民大学学者金灿荣曾警告，如果统一是透过军事冲突实现的，一国两制将被直接抛弃，一些产业可能会被收回，其中可能包括台积电，并交由台湾委直接控制。这番言论戳破了保障私人财产的承诺。

为合理解释极权统治，中国学界开始将台湾置于“超大型国家”的治理框架下。2001年时，曾任胡耀邦幕僚的吴稼祥曾提议给予台湾国家高层职位；上海交通大学林刚与人民大学王英津在2009年也探讨过准联邦制。但到了2023年，王英津已改口称高度自治是由中央政府透过法律赋予的。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指出，联邦制对中共来说，恐怕是绝对的禁忌。

在报告最后，Richard McGregor与Jude Blanchette也点出了北京统治蓝图的四个死局：
自治与控制的矛盾：一个随时可被废除的假自治，无法安抚台湾人民；
稳定与合法性的矛盾：依靠胁迫取得的服从，永远无法转化为合法的政治认同，心理的疏离将永远存在；
人才与资本流失的必然：极权铁幕落下后，创新人才与资本必将逃离，留下的只会是空壳；
统治疲劳的诅咒：长期维持高压监控需要消耗天文数字的资源，这种高强度的反分离主义治理，最终将拖垮中自身的统治量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