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年月之失去了追问真相的能力

寂静回声

曾驾驶越野车前往云表镇、镇龙乡参与民间救援的志愿者张建（化名）7月15日讲述了自己连续多日深入灾区的所见所闻。
他说，灾区的受损程度远超外界想像，景象令人震惊。“我很多村都去了，像世界末日的场景、地球末日的场景。”
他说，一路上随处可见牲畜尸体。“你看了会头皮发麻，有大大的牛、猪在路上，死在那里。”
张建走访了许多受灾村庄，他表示，许多村庄被洪水淹没达三四米甚至五米，一些地势较高的村庄情况稍好，“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惨不忍睹，十个村子只有那么两个看上去还算好的。”
其中，镇龙乡遭遇山洪暴发和严重的山体滑坡，他认为这是救援难度最高的地区。他说，当地“山沟里的洪水有七八米高，一直冲下来，路冲垮了，什么都冲垮了。”道路几乎全部损毁，河道里堆满被冲倒的树木，物资运输极为困难。
他表示，民间救援力量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整合，加上物资调度、道路管制等问题，使救援效率大打折扣。

作为越野车救援队成员，张建认为，道路抢修方式直接影响物资运送效率。越野车只需要“两米半到三米宽”的道路即可通行，但不少道路每维修一次便封闭四小时。
“建议每修一个小时让路十分钟，给人家走。上午把物资送进去，下午两点以后他们再开始修路。”他说，目前经常出现物资车堵在路上的情况。
“物资不是送不到，而是在路上一堵就是两公里、三公里，一堵就是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进不去。”他建议，充分发挥越野车、无人机、摩托车及户外团队的优势，建立分段运输机制。
张建还说，此次救援中，民间户外团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次是户外驴友发挥了很大作用。很多地方车走不了，他们经常背着很多物资，从那些很难爬的山进去，把东西送进去。”
他认为，官方救援思维较为单一，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应建立与民间户外团队的长期合作机制。
“政府很多人不会玩越野，不会玩摩托车，不会用驴友，他们在用自己认为的观点，很固执的观点，所以没有做到最高效。”
他一再表示，“需要驴友、摩托车队、越野车队、无人机队联动起来一起作战，才能又快又安全地把物资送到村民手里。”

张建认为，物资分配机制仍有改善空间。他说，每批物资送到村庄后，应建立明确登记制度。
“物资送到哪里，应该有个表，有个人签字。不能这个村跟你熟一点，就拉三车、五车；那个村没关系、跟领导不熟，就五六天都领不到物资。”
他坦言，自己组织了七八十辆越野车持续参与运输，但不少车辆长期处于等待状态。“最难的是物资送不到，政府不拿出来让我们发。很多越野车在那里等，却等不到物资（去送）。”
他说，有灾民前来领取物资，也被要求离开。

张建还提到，许多民间志愿者承担了大量费用。虽然官方曾宣布部分费用可减免，但实际执行并不顺利。
“说高速免费、加油免费，可很多时候都要单位证明，没有单位的个人志愿者，就很难办。”他说：“志愿者加油都是自己掏钱，一天就给二三十块钱补贴，也没有多少天。”
不少志愿者还白跑路。“（物资）拉过去了找不到人，电话打不通，有的人就在有信号的地方等，一等就是一天一夜，睡在地里。”
他说，很多民间人士只是送完一趟物资便离开，坚持长期运输的人并不多，因此自己不断协调资源，希望“不仅自己有物资拉，也要让更多越野车都有物资可以送。”

除食物之外，张建认为，生活用水问题在此次救灾中被严重低估。他说，许多村庄供水系统完全损毁。“百分之九十五的村庄都没有水。自来水管、水塔、电力设备都坏了。”
他说，有人被迫使用遭污染的河水，“河里面死过猪，还有很多细菌，你让村民拿这样的水洗澡洗衣服，那不是害了民众吗？”
他看到不少村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排队到远处取水。“他们坐在淤泥里聊天，回忆痛苦的事情，连水都没有。我找到两三个有水的地方，他们都排很长的队，再从很远的地方拉水回来，那成了他们每天最累的一件事。”

广西六蓝水库溃坝，附近村庄都被淹成了泽国，说实话，很多视频看了都让人不忍，很难想像人们在那样突如其来的灾祸面前如何才能挣扎着活下来。然而，当地现在除了抗洪抢险，倒还严防一件事——“防止外国抹黑我国”。
网上已有不少截图证实，六蓝水库所在的横州市石塘镇等地，要求志愿者如果发现有外国记者，务必要“让群众关注一下，发现后马上汇报村委，让群众不要接受任何采访”。
当然，这也并不意外，毕竟又不是只有广西才这样，2021年河南暴雨成灾，“德国之声”（DW）驻北京特派记者Mathias Bolinger就曾在郑州街头遭一群人围攻，要他“滚出中国”，因为他被误认为是曾“刻意抹黑中国”的BBC记者Robin Brant。
当时《环球时报》说，群众对西方媒体的抹黑产生愤怒情绪“完全事出有因”，不过，它也“强烈不建议”各地民众对西方记者个人进行现场围堵，更不要以强制方式阻止他们拍摄。
那确实事出有因，却不必然是因为外国人不友好的“抹黑”，因为重点不在他们真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他们的身份。对习惯了“家丑不可外扬”的中国人来说，被外人看见自家的窘迫，仅此就已足够令人羞耻，那是必须竭力避免的事，情不自禁就心生反感。不想被你看见，而你还非要看，这本身就被视为一种深深的冒犯。
有时候，这也是在以己度人：当一些国人为国外水深火热而幸灾乐祸时，难免以为我们倒霉时，他们也会报以同样的反应。然而，真正可悲的是：你如此看重别人的反应，但欧美公众实际上很少会关注世界另一头的角落里发生的事。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关注，那重要吗？我们这边热议“美国斩杀线”时，美国人可并不在乎。

对很多人来说，在外人面前维护自家的脸面，那近乎一种本能。我遇到过太多人，哪怕对母校、家乡也有怨言，但批评则是留给他们自己的特权。外人要是“说三道四”，他们立刻就会警觉起来，自觉地转入防御状态。
由此隐约可见一种心态：个体的自尊，是与所属群体的对外形象绑定在一起的，因此，哪怕内部也有矛盾，但必须“一致对外”，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此，重要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恰是为了这个“家”的光彩形象，牺牲小我。
这也是我们在每次灾祸发生后反复看到的景象：除了少数执着的人去追问悲剧的根源之外，多数人都在为救援中的艰苦卓绝而感动，甚至是为新的救援技术而骄傲。坏事就此变成了好事，丧事喜办，苦中作乐。

在“红星新闻”的一篇报道《广西贵港6000名学生被洪水围困3天，机甲平台驶入校园，全校瞬间沸腾：自带动力，可快速变形，一次能运500人，被称为“水上救援航母”》中，重点放在了神奇的“机甲平台”上，而不是为什么这么多学生被围困了这么久。底下的高赞评论，都是这样：
当然，跟这不一样的声音，大概率也很难发出来，但之所以有那么多国人沉浸在感动之中，那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去追问悲剧的原因，不仅需要一种理性的反思能力，更重要的是相信人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其实本身就是现代社会才逐渐发展出来的思维，但并不是每个人天然就会这样看问题的。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降临在自己头上的灾祸，通常都以一种宿命论的态度接受下来的。1866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英国殖民当局的政策失当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然而，当时上百万农民慢慢饿死，没有发出一声怨言，更没有愤怒与反抗。
哪怕明明是人为造成的事故，抱有传统信念的人想法也不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出了车祸，我们现在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但有的人却会觉得这都是命：为什么偏偏是自己的亲人在那个时间点出事？为什么不是别人？
宿命论乍看起来相当无力，却能让人获得一种奇怪的内心平静：不用耗费心力去追究，当然也就不会因此长时间心神不宁，反正都当作天灾接受下来就完了。

问题就在这里：只有当你相信自己有力量去追寻真相、讨回公道，才会行动起来，否则你根本没有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无力的人们将希望寄托在被神化的集体力量之上：他们相信，那将会是一个从天而降的“解围之神”，带自己脱离困境，而他们自己能做的，就是让渡自己的权利，耐心等待，懂事不抱怨，并在获救后感动感恩。
也难怪常有人感叹“我们有最好的人民”，放眼全世界来看，很少有哪里能像中国人这样温驯，即便出了什么纰漏，也默契地不让上面难堪，自觉维护群体的面子，只要救助到位，那记得的往往倒是那些“感人瞬间”。

点评、
所以中国人受的苦难就是活该，不值得同情。

changkongceyi

龙文章说中国鬼死于听天由命漫不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