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扩张背后的宣传伎俩

寂静回声

作者简介：
Stu Cvrk，曾在美国海军服役30年，担任过各种现役和预备役职务，在中东和西太平洋等地区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毕业于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义教育，具有海洋学家和系统分析员的教育和经验，这些为他此后的政治评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尽管共产主义中国一再重申并安抚民众，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no first use of nuclear weapons）的政策，但是正如《五角大楼2025年对中国核武器能力的评估》（The2025 Pentagon Assessment of Chinese Nuclear Weapons Capabilities）中所指出的，中军队的核武库仍在快速增长。虽然到2024年，中国的核弹头库存保持在600枚左右，这仅反映出其生产速度较之前有所放缓，但中军队仍有望在2030年之前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
在持续推进核武库扩充和现代化的同时，北京方面也持续推行一项多渠道的宣传活动，其核心论断与中核武库扩张的真实证据形成鲜明对比。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并不能掩盖其扩充核武库的具体行动。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红色中国为转移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这个军事集结的注意力而发起的认知战（cognitive warfare）。
“三战”理论（three warfares doctrine）——舆论战（public opinion warfare）、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和法律战（legal warfare，或lawfare）——于2003年12月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旨在指导中军队的政治和信息作战，并载入修订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Political Work Regulations of the PLA）。这明确是一项以赢得战争为目标的理论，而非传播策略。中国问题专家劳拉‧杰克逊（Laura Jackson）将其描述为旨在“不费一枪一弹，就能破坏国际机构、改变边界、颠覆全球媒体”。
自2010年代后期以来，中军队已经将此纳入一个更广泛、更雄心勃勃的概念：认知领域作战（cognitive domain operations）。认知领域作战属于中军队的信息战（information operations）概念，其灵感部分来源于美国军方对认知领域的重视，以及中领导人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对中发动了这种战争。

认知战行动的例子包括：对新冠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的叙事控制、南海和海上灰色地带的信息战，以及通过算法操纵在TikTok上持续进行的影响力行动。
北京一直在开展一场认知战，旨在混淆西方观察人士对中核武库建设意图的认知。以下是中共官员和官方媒体经常提及的这场认知战中的一些信息主题。
主题1：“最低限度威慑、不首先使用、仅防御”的框架。尽管其运载系统和发射井装载数据与静态的“最低限度”（minimum）核力量互相矛盾，但这个主题仍被反复强调，且未作任何限定。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2月份表示，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奉行自卫核战略，始终将核能力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否认任何核军备竞赛，并将严格遵守暂停核试验的承诺，还声称中方从未违反《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omprehensive Nuclear-Test-Ban Treaty，简称CTBT，1996年）。

主题2：颠覆“谁在破坏稳定”的叙事。这个主题将美国而非中国视为全球核秩序的主要威胁。据官方喉舌《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报导，张晓刚在3月份表示，“美国的言论完全没有根据，站不住脚”，并指出，与此相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奉行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在核三位一体建设方面投入巨资，甚至声称将恢复核试验。文章标题本身就将美国而非中共定义为“国际核秩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主题3：利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自身的保留说法，在修辞上而非技术层面否定中共秘密核试验的证据。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2月份的一篇社论称，美国关于中方核试验的言论“纯属谎言”（are nothing but lies），并援引CTBTO秘书长罗伯特‧弗洛伊德（Robert Floyd）的声明，称国际监测系统（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System）没有探测到符合核试验特征的事件。该文章还援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话，称美国的说法是“政治操弄（political manipulation），旨在让华盛顿得以“逃避其自身的核裁军责任”（evade its own nuclear disarmament responsibilities）。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述利用了一项真实存在的技术限制——地震监测网络具有一定的探测门槛，并以此在言辞上暗示中方已被完全排除嫌疑。而弗洛伊德的实际声明则更为具体，现有数据无法确认相关事件的原因，而不是说“根本没有发生爆炸”。

主题4：将美国国内核试验决策，描述为美方“借口”的叙事框架。2月份，一篇与官方有关的评论（通过胡锡进）在X网站上发表，明确指出中共秘密进行核试验的消息是捏造的：“川普（特朗普）急于恢复核试验，需要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而指责中国进行核试验就是完美的借口……华盛顿散布这些谣言的动机太明显了；他们甚至懒得装模作样。”

主题5：通过比较而非追踪发展轨迹来进行数量最小化。官方媒体的评论一再提及目前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核武库的差距（两国核武库规模约为5,500枚，而中国约为600枚），却有意忽略了核武库的增长速度（预计到2030—2035年将增长两到五倍），而这才是美国真正担忧的焦点。《中国日报》2月份发表的一篇社论明确采用了这种框架：“美国和俄罗斯拥有最大的核武库……而中共的核武库规模要小得多”，并称美国关于“核均势”（nuclear parity）的言论“不过是烟幕弹”（only a smokescreen）。

主题6：将美国官方披露的信息，斥为“炒作”和美国军费开支增长的借口。据外交部发言人针对2025年12月英国路透社关于导弹发射井装载量（silo-loading）的报导所作回应：“我们一直听到美国反复嚷嚷同样的说辞，以此为借口加快美国核力量现代化进程，并破坏全球战略稳定”，并指出鉴于中方与美俄两国核武库规模的悬殊，要求中共参与军控是“不公平且不合理的”（unfair and unreasonable）。

主题7：推卸“特殊和首要责任”的说辞。这种制式说辞，在相隔数月的多次简报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出现。其做法是，每当美国公布相关资讯，中方就将话题转向要求美国单方面削减核武，而不正面回应美方披露的具体内容。这也构成北京正式立场的基础：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于2月到期后，若要把中方纳入美俄中三边军备控制架构，“是不公平的”（not fair）。

主题8：以“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作为声誉筹码，并搭配“抹黑”论述。北京将其“不首先使用核武”（no-first-use）的承诺，中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作出此项承诺的核武国家之一——宣传为自身克制的证明。接着，中方又反过来将美国对其“克制”的质疑，解读为真正的不善意行为——例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份的一次记者会上所说的，“美国为逃避国际军控义务不惜栽赃抹黑别国，这种做法严重损害自身国际信誉”，就是一个相当明显的颠倒黑白的例子。

主题9：中俄共同塑造战略稳定叙事框架。2025年5月的一份中俄联合声明，借用俄罗斯自身在军控问题上的不满（主要是反对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从而隐含塑造出一种“两个负责任的大国对抗一个破坏稳定者”的叙事框架。

这就是为什么这场持续进行中的认知战值得被视为一种独立的威胁途径，而不只是可以忽略的宣传噪音。美国国家公共政策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简称NIPP，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分析员Mark Schneider指出，美国政府自身发布的报告中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模式，包括：2035年预测数据连续多年未更新；在中核武大规模扩张与其近年生产速度放缓之间，存在不一致的评估；以及近期五角大楼报告未提及一些已知的中武器系统，例如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巡航导弹、中程弹道导弹、核炮。他认为，这些现象本身可能反映出中势力已成功地影响了美国的情报评估流程，而不只是对外国受众进行的公开宣传。
施奈德援引太平洋舰队（Pacific Fleet）前情报官员James Fanell上校对美国情报界长期以来对中存在一种“威胁淡化”（threat deflation）现象的描述，并提出一种可能性：即透过遭渗透或受欺骗的管道传入美国分析师手中的中共虚假信息，可能是造成此现象的因素之一。这项指控远比普通的宣传渗透要严重得多。
归根究柢，无论中官方及其媒体重复多少遍，对他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要相信，这样才是最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