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年月之数字化治你

寂静回声

据浙江一所大学学生会成员姚姓同学向记者表示，今年开学不久，不少高校校党委办公室向各系师生发出加强网络安全的通知，要求学生不得浏览境外网站，也不得发表批评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他说：“国庆节前，很多大学师生都收到校办通知，说要注意网络言论，不要随意批评政府，也不要传播校内情况，比如哪位领导出事了、谁跳楼了、谁又自杀了。还要求同学们不要翻墙，不要发表不当言论。”

姚同学进一步解释，所谓“不当言论”主要是指对政府或共产党的批评：“说透了就是不能骂共产党，不能说‘家丑’，说出去就是‘泄密’。”
另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生提供并转发的该校“信息技术中心”提示文件显示：“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等活动；严禁使用非法手段（如‘翻墙’）访问境外非法网站；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违法或不良信息的内容。”
截图显示，该校通过短信、邮件等形式告知师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翻墙上网属违法，不当言论要追责。”通知并援引《网络安全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条文，要求师生谨言慎行，避免发表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传播政治谣言或煽动非法活动的言论。
校方同时要求导师关注研究生的上网情况，并在日常指导中加强网络安全教育。通知中还通报了“2025年7月某学院学生因网络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例，以作警示。文件再次提醒全体师生，严禁在QQ群、微信群及其他社交软件群组或网络平台内发表或转发不当言论，不得加入非学校官方的网络群组，并应自觉隔离不实信息。
浙江大学学生刘晓琪（音）则表示，校方警告他们：“不要在抖音、微信转发负面消息，看到有同学转发就要向学校保卫处举报，更不准翻墙，违规者会被追究责任。”

除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杭州部分高校近期也向学生下发了类似的网络安全提醒。一所综合性大学的辅导员透露：“今年的文件里增加了对‘翻墙’的特别强调，要求辅导员在班会上明确告知。”她还提到，另一所师范类院校则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要求新生学习《网络安全法》相关条款。
不过，各校执行力度存在差异。有的学校主要透过线上学习平台推送“文明上网”测验，也有学校要求教师定期上报所带研究生的网络思想动态。
浙江一位工科大三学生称，新学年开始后，多数学校都会向师生发出类似提醒：“每年都会提醒，大家也知道不能乱发言，但这次特别点出了‘翻墙’。还有的学校辅导员要求学生上报自己的微信、抖音账号，我估计这是一种带有警告意味的暗示，感觉比以前更严。”
浙江学者刘先生指出，杭州在监控教师与学生方面一向走在全国前列，例如在教室内安装摄像头以监控教师言论是否“政治不正确”。他说：“记得从2018年开始，杭州就开始在中学和大学教室内安装摄像头。这些监控探头直接对准老师讲台方向，官方担心老师授课内容偏离意识形态轨道。浙江在经济上很活跃，但在政治思想领域一向保守。”
据外媒报导，2018年5月16日，一组名为《杭州这所中学教室里面装‘天眼’》的照片引发争议。该组图片记录了浙江省杭州市第十一中学的课堂，教室墙壁上安装了一套名为“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的设备。外观与普通摄像头无异，但实际上能识别并收集学生表情与动作，在后台进行大数据分析，如课堂实时考勤、专注度偏离分析、教师行为记录等。

网上热传的视频显示，12月27日，广东某地道路上空，一架无人机低空盘旋，紧跟电动车拍摄，地面交警根据画面指挥拦截。拍摄者说，无人机全程锁定目标，路况再复杂也能跟住。
视频火了后，评论区吵翻。很多人吐槽：无人机怎么不拿去火灾救援、找失踪人员，反而对付骑电动车这么积极？
1月13日，广东网民尹先生说，最近当地警方用无人机巡查越来越常见。他说，中共天天讲高科技改变生活，结果只是把老百姓管得更细；普通人放无人机被限高、报备很严，但这些原本能救人的设备，却成了“盯人工具”。
还有人讽刺：“找不到失踪孩子用不上，查不了贪腐用不上，对付电动车立刻上无人机。”也有人调侃：“以后走路慢点，会不会也被空中锁定？”还有人说，连无人机都能被用来折腾百姓，更高级技术落到他们手里更可怕，“强烈支持欧美卡脖子”。
近年来，多地公安、交警及城市管理部门陆续引入无人机系统，用于交通巡查、违章取证和城市管理。同时，针对民间使用无人机的管理规定也在收紧。公开资料显示，无人机飞行一般在120米以上需申请许可，城市飞行还要遵守限高和报备要求。

前几天，一名网友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他在北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参观，安检时身份证连续两次无法通过。执勤人员查看屏幕内容后，询问他最近是否通过12345投诉过小米。他承认确有其事，且投诉尚未结案。对方点头示意，随后放行。
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经过完整核实，而在于它在逻辑上完全自洽，在现实中完全成立。它不需要额外加工，也不依赖任何阴谋论假设。相反，它之所以令人不安，正是因为它看起来过于“正常”。
不少人第一反应是质疑企业权力，怀疑是否某家公司的影响力已经可以左右公共秩序。这种理解方式看似尖锐，实则安全。它把问题压缩为“资本勾结权力”的个案，好像只要换一家企业、换一次投诉对象，就能规避风险。但事实恰恰相反：决定一个人能否“刷得过去”的，从来不是企业，而是一个早已运行多年的国家级数据治理体系。
在今天的中国，个人并不是以权利主体的身份被对待，而是以数据对象的形式被管理。身份、行踪、消费、医疗、婚姻、信访、投诉、表达记录，被持续拆解、整合、关联，最终形成一个可调用、可标记、可联动的“人像”。技术上，这并不新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套系统已经从后台管理走向前台治理，并且缺乏任何有效的外部约束。
这意味着，投诉不再只是表达不满，维权不再只是寻求救济，反映问题首先是一条数据，其次才可能是一项诉求。当数据进入系统，它的命运就不再由当事人掌控，而由算法、规则、权限和所谓“稳定需要”共同决定。是否反复提交、是否继续追问、是否涉及特定对象，都会被转译为风险特征。这些特征不需要公开，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申诉路径，只需要在某个关键节点弹出一个提示：注意、限制、人工处理。
这正是现代控制最危险的形态：它不靠公开镇压，而靠隐形分类；不宣布罪名，却制造障碍。个人不会收到正式通知，只会发现“刷不过”“进不去”“被多看了一眼”。没有文书，没有解释，更没有纠错机制。当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也不知道如何退出这套系统。
有人会反驳：可他最终还是被放行了。恰恰在这里，控制的逻辑暴露得最为清楚。真正成熟的治理机器，并不追求每一次都拦下个体，而是要让人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拦下。今天放行，是因为系统判断“问题不大”；明天限制，也不需要新的理由，只需要“情形不同”。当权利从规则变成裁量，从确定性变成不确定性，社会行为就会自动发生变化。
于是，自我驯化开始出现。人们减少表达，回避公共事务，反复权衡“值不值得留下记录”。不需要命令沉默，沉默会自行生成；不需要禁止投诉，投诉会自然减少。久而久之，制度不再需要高强度维稳，因为社会已经完成了自我维稳。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往往以“治理现代化”“数字政府”“便民服务”的名义推进。数据被高度集中，却没有独立审计；权限被层层叠加，却没有责任追溯；裁量被不断下沉，却没有清晰边界。公民被要求实名、配合、守法，却被拒绝查询自己是否被标记、因何被标记、如何纠错。系统可以在关键时刻告诉一线人员某人“因为什么被注意”，却不允许当事人作为权利主体知情。
在这样的结构中，“正常人没事”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安慰。因为“正常”并不是法律概念，而是系统判断。它可以随时间、随环境、随政策需要而改变。今天是普通投诉者，明天可能成为反复申诉对象；今天是消费纠纷，明天可能被归入“影响稳定因素”。当规则不透明、标准不公开、救济不存在时，所谓安全感，只建立在“暂时没轮到我”之上。
这件事真正揭示的，不是某一次安检的偶发异常，而是一个社会如何在缺乏边界的情况下，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控制优势。它清楚地表明：在一个以数据库为神经系统的治理结构中，公民不是被说服的对象，而是被管理的变量；权利不是不可侵犯的底线，而是可以被临时暂停的状态。

当一个社会需要公民“尽量少留下记录”才能自保，当参与公共事务本身需要进行风险评估，这个社会就已经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它只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系统，以及一群学会绕开系统的人。
真正令人恐惧的，从来不是暴力本身，而是暴力不再需要露面。当一个国家不必告诉你为什么限制你，只需要让你感受到它随时可以限制你，这种权力就已经摆脱了法律的约束，进入了纯粹的技术统治阶段。
而在这种体制下，权力最忌惮的，从来不是犯罪，而是记忆。因为记忆意味着记录，记录意味着追问，而追问本身，就是对控制的否定。

天天活在过去

权力的手延伸的每个人身上，无非是怕你反，又要拿走你的生产力（税费罚没等方式）